“對了，去京都吧”
1989年12月，日經(jīng)股指沖到了38915點的歷史高位，房地產價格也不遑多讓——一個經(jīng)常被引用的對比是，在泡沫經(jīng)濟的最頂峰，東京都的地價超過了全美國地價總和，而賣掉整個加州，甚至只能買下日本皇宮這一小塊地皮。這是最后的瘋狂，到了1990年，股市暴跌，樓市也開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閉了，一些人破產了，但是人們身處其中，會覺得一切只是暫時的，而不知道，歷史正在關閉一扇上升之門。
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認為，1990年是日本與全球歷史的一個斷限時間。1989年1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時正是東歐革命的前夕，冷戰(zhàn)行將終結，而在冷戰(zhàn)中形成的1955年體制也開始出現(xiàn)裂縫——同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遭受重創(chuàng)，首次失去多數(shù)席位。隨著泡沫經(jīng)濟的破滅，自民黨主導的以折衷與妥協(xié)為特征的高度成長政治難以延續(xù)，官僚體制、學校與企業(yè)的集體主義這些原本支撐著戰(zhàn)后日本發(fā)展的各種機制也紛紛開始露出破綻。在1993年的眾議院選舉中，陷入腐敗與分裂中的自民黨未能獲得國會半數(shù)議席，淪為在野黨，1955年體制在政治上崩潰了。
兩年后，日本的失業(yè)率自1955年以來首次突破3%?！皯{努力而非憑業(yè)績”在其他國家往往被視作失敗者的托辭，但在戰(zhàn)后日本，這句話卻是一種社會共識，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運共同體”漸漸不堪重負，“憑努力”也遭到“憑業(yè)績”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日本人迫不得已地開始轉向一個更加自我負責的社會，被視為日本特色的“終身雇傭制”開始松動。
我們到達東京第三天，酒店里送來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就在頭版刊登了一張巨大的新聞照片：商鋪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黃底紅字，一個白發(fā)蒼蒼的老者低著頭從店門口經(jīng)過。圖注寫著：日本的內需如此不振，而通縮如常，以至于貨幣調控對它已經(jīng)不靈了。而日本四大經(jīng)濟類周刊之一的《鉆石周刊》這一期的封面是4個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討論的是在不景氣的當下，正社員(正式員工)的鐵飯碗也有可能不保的問題。在“解雇解禁”4個字下面，有一道充滿裂痕的墻，墻外面，衣著隨便的年輕派遣社員(臨時工)有人奮力往上爬著，其他人則舉著電鉆和斧子，氣急敗壞地砸墻；墻里面，西裝革履的正社員冷汗涔涔，手足無措。
2010年，在日本經(jīng)濟泡沫破滅的第20年，《紐約時報》試圖為它重新畫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里，這個國家一直深陷通貨緊縮泥沼，不能自拔。在此過程中，這只昔日的經(jīng)濟猛獸已雄風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經(jīng)濟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隨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竭力擺脫債務及其自身的房產泡沫，越來越多的經(jīng)濟學家將日本當下的黯淡處境視為上述國家的未來走向?！?/p>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統(tǒng)計資料顯示，2008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200萬日元(約合16萬元人民幣，一般被認為是四口之家的貧困線)以下的占總數(shù)的23.3%，這個數(shù)字比1994年提高了5.6個百分點，與之相對應的是“百元店”的遍地開花，以及優(yōu)衣庫和ZARA這樣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幾乎占領了東京的每一個大的街區(qū)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話說，“價格中低階層，感覺中上階層”——這樣的群體已漸漸成了消費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淺草，人們在大排檔觥籌交錯，不亦樂乎，到了時間，卻要立即起身去趕最后一班電車，710日元起步價的出租車，現(xiàn)在對于普通日本人來說太貴了。東京的通勤圈也許仍會擴大，但是一些衛(wèi)星城卻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們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堅定信念，在郊區(qū)買房買地，以為這里遲早會變得和城區(qū)一樣，未料到泡沫破滅，賣場倒閉，電車班次減少，一到夜晚幾成“鬼城”。
但日本仍應感到慶幸，在它的經(jīng)濟開始出問題的時候，它已經(jīng)建立好了一個穩(wěn)固的制度：法治、財產權和自由的媒體。在它的人民開始變老前，經(jīng)濟繁榮帶來的財富已經(jīng)得到相對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記者James Fallows曾在1980年代的日本住過，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東京，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兩點變化：“一是我們曾經(jīng)的鄰居都變得更富了，在過去的10年中，整個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現(xiàn)在比‘日本可以說不’的時代大為不同了，更為謹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圍上都更加地‘向內看’?！?/p>
許多事情早有預兆，還在1980年代，日本企業(yè)的管理層就開始抱怨，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年輕人，不愿加班，對假期沒有一點“抵抗感”。這些“60后”被媒體稱為“新人類”，他們性格內向，稚氣未脫，自稱為“外星人”，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喜歡用“真的！”“不可置信！”這樣簡單的形容詞，他們喜歡閱讀漫畫，對《朝日雜志》和《世界》這樣的嚴肅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員已經(jīng)占到了日本上班族總數(shù)的1/3，這會進一步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和父輩相比，日本的年輕人或許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當作生活，對外面的世界意興闌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頭粉紅色的游戲廳里，無數(shù)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彈子機時的專注神情，誰又比誰更不寂寞呢？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歡一個“向內看”的日本，嚷著說這個國家“要完蛋了”，而在距離東京數(shù)百公里、只有十幾萬人口的三條市，市長國定勇人卻說，在泡沫破滅之前，日本人總想著如何趕超別人，現(xiàn)在卻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這未嘗不是好事。
對于日本國民訴求的變化，女作家酒井順子說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觀惡化，不管在精神上還是生活上人們都涌起一股清靜和寂寥感，此時我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處。在泡沫經(jīng)濟的全盛時期跑遍各國、看盡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歐美人的地盤跟他們決勝負，是絕對沒有勝算的。如果是這樣，也許解決辦法就是不穿晚禮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開始舍西洋花藝改學花道，舍西洋草書改學書法，舍精品名牌包改買和服，舍劇團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開始去京都……JR東海線也用廣告鼓吹：‘對了，去京都吧。’”
“我不認為日本在1990年以后是簡單的衰退和滯漲，”日本大學商學院教授李克說，一些歐美學者來到日本都感到不解：這個國家是在衰退嗎？他們看不到通常意義上的蕭條場景，整個東京仍然燈紅酒綠，“這20年，不僅是政府和經(jīng)濟的關系在調整，整個日本社會也在進行一場大的調整?！?/p>
“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边@是道元禪師的一首和歌，題名《本來面目》。日本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麗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則是曖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擁有自己的文字，卻在創(chuàng)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時間里就創(chuàng)造出豐富的文學作品，這個民族似乎習慣了跑步前進，然后迅速地窮盡未來，也耗盡自己，他們如此之快地沖在前面，每個國家都能從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樣的日本。
(參考資料：約翰·W·道爾《擁抱戰(zhàn)敗》、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xiàn)代化》；中村政則《日本戰(zhàn)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會》；卓南生《日本社會》；佐藤俊樹《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說不》；李御寧《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艾倫·麥克法蘭《日本鏡中行》；鵜飼正樹等編《戰(zhàn)后日本大眾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會》；山本七平《何為日本人》；酒井順子《都與京》。特別感謝胡一平女士提供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