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不妨“求大同，存大異”

7月下旬，中日關系正因釣魚島問題再起波折，幾位中國資深媒體人受日本川日中友好基金邀請訪日，與日本政、媒、學界人士交流。

73歲的日本財團會長笹川陽平是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代表。1989年12月，該財團成立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會，致力于推進兩國民間交流。笹川陽平曾多次受到鄧小平等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在東京的日本財團總部，雙方邊吃便當邊聊起了當前令人憂慮的兩國關系，以下為對談的部分摘錄。

楊錦麟(香港衛(wèi)視執(zhí)行臺長)：您認為中日吵架的關系還要延續(xù)多久？

笹川陽平(日本財團會長)：抱歉，我說不出會持續(xù)多久。但有一點我是肯定的，不能讓這種吵架關系進一步升級，使其過熱。

楊錦麟：我們能做些什么？

笹川陽平：日中之間缺乏相互了解和理解，這樣大家就會產(chǎn)生隔閡和誤解。從1989年建立基金會以來，我們已經(jīng)邀請了1萬多名中國人士來訪，我們不是要培養(yǎng)“親日派”，而是要讓更多人成為“知日派”。中國人多半通過有局限的報道來了解日本，這樣容易產(chǎn)生誤會。

馬曉霖(博聯(lián)社總裁、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中日關系究竟如何從心理上解開這個結(jié)？我認為，現(xiàn)在從政治家到媒體人到老百姓，雙方的抵觸情緒都很大。

笹川陽平：你問的問題非常大，但非常重要，我很愿意回答。我總是講，要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從漫長的歷史來看，鄰國關系處得好的真是微乎其微，相互之間進攻、侵略，甚至把對方國家滅掉的事，層出不窮。我們用一兩千年的眼光看日中兩國關系，一直處得很好，除了那不幸的10年，關系好的時間遠遠超過關系不好的時間，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1998年江澤民主席提出兩國關系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我認為他所提的“史”應該再擴大些，應以兩千年的歷史為鑒，讓大家看得更遠一些。

我一直主張中國應該有更多的人士實地到日本看看，如果有更多的人通過耳聞目睹了解日本，就可以突破有限信息帶來的局限。

馬曉霖：我贊成“以史為鑒”的“史”應該是大歷史。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些政治家往往會因為國內(nèi)政治原因，通過制造釣魚島風波這樣的事件，導致兩國關系緊張。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笹川陽平：在這個問題上，原來鄧小平先生親自講過，釣魚島問題應該擱置起來。這是當時雙方都達成的共識，開始雙方也都遵循。但是這幾年，有一些中國船只開始進入這個海域，開始打破原有的平衡。

馬曉霖：會長先生剛才關于釣魚島問題誰是誰非的表述，在不同角度會形成不同看法。從中國的角度看，感覺更多責任在日方。

笹川陽平：這也不僅是日中兩國的問題。現(xiàn)在全球化了，世界上也有世界警察，大家都看著呢。以前很多問題在日中兩國之間就能解決，以后可能不會這么簡單。比如說，在糧食問題上，日本要大量依靠從中國進口，如果進口中斷，日本會很為難；而中國也有很多日本產(chǎn)品，還有一些技術(shù)，對中國的就業(yè)作用很大，如果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對中國國內(nèi)也會產(chǎn)生影響。為這些問題影響到雙方國民的生活就不值得了。

楊錦麟：非常贊成從歷史的長河看待雙邊關系。在世界史的觀察角度上，中日關系整體是友善的，中國走向近現(xiàn)代化，與日本的元素密不可分，包括因為美國近代的排華，大量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很多杰出的中國人都是在日本接受完整的教育。所以，甲午戰(zhàn)爭之后，當時的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以日為師”。此后，有一段不幸的歷史，但是，它已經(jīng)過去。鄧小平選擇改革開放路線，(來自)外部最刺激的誘因是日本的新干線。日本的資金、技術(shù)對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起到巨大作用。隨著區(qū)域經(jīng)濟的整合，全球化的互動，中日關系密不可分。

但是，近些年來的變化令人憂慮，無論是民間交往的疏離，還是雙方媒體有選擇的報道，都加速了雙方國民的相互排斥。

未來5～10年的中日關系會影響到東北亞局勢的穩(wěn)定，也會影響到亞洲局勢的穩(wěn)定，進而影響到世界局勢的穩(wěn)定?！昂推健边@兩個字現(xiàn)在變得非常脆弱，“友好”這兩個字遠不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兩國的民間如何加強更進一步的接觸了解，是當務之急。會長還有何建言？

笹川陽平：我們這些年工作的切身體會是，民間交流不能讓政治影響、左右和介入。一旦政治干預，我們的很多工作都會泡湯。政治應該給民間的交流留有余地和自由，這種交流不能中斷。

還有一點很重要，不要被大報紙的報道所左右。因為報紙總是要報道負面的消息以吸引眼球，雙方媒體可能都更愿意報道具有煽動性的話題。

科技在發(fā)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我覺得人類本身沒有太大進步。貴國2000多年前孔子的思想，現(xiàn)在仍是世界上一種核心的思想?！凹核挥?，勿施于人”，這種思想還受到認可。如今，人們口頭上都在喊要和平，但地區(qū)爭端、宗教爭端總是消除不了。我覺得現(xiàn)在的人有了知識，但人的本性和孔子時代相比能有多大進步？20世紀是個戰(zhàn)爭的世紀，大家都認為21世紀應當成為和平的世紀，結(jié)果，現(xiàn)在21世紀正在延續(xù)20世紀的歷史。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

楊錦麟：東方的“筷子文化圈”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理論上是可以和諧共處的。但很遺憾的是，無論是上世紀還是本世紀，悲劇總在“筷子文化圈”內(nèi)發(fā)生。能改變這樣的命運怪圈嗎？

笹川陽平：我經(jīng)常去中國，見任何人都說同樣的話。我經(jīng)常說，日中關系不要老是局限于兩個國家的圈子，要從大的全球的角度來看。

國家有國家的利益或說“面子”，雙方的政治家都要講“面子”。在發(fā)生問題時，應該有一些水面下的、非正式的解決方式，我建議應該有“賢人會議”或“賢人方式”，也就是另外的渠道。雙方各找一些成員，建立這么一個機制。

今后的20年，我想應該是亞洲的世紀了。中日應該攜起手來，有責任共同推動亞洲的繁榮與發(fā)展。應該“求大同，存小異”。但是，口頭上都這么說，雙方卻總是把芝麻撿起來當成大西瓜。

楊錦麟：應該“求大同，存大異”，才會有人們期待的平衡感。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要求“存小異”是不可能的，只能“存大異”，但前提是“求大同”。這樣的話，我們才不會是悲觀主義者。(記者 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