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要把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研发投入（Ｒ＆Ｄ）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个要奋斗实现的目标。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要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当好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这里，我想缅怀两位最近去世的科学家：一位是钱学森先生，一位是贝时璋先生，他们都是我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

１０月３１日，钱学森先生去世了。那天是星期六，早上我还是按时上班。他是８点零６分去世的，我是８点１５分知道的。我赶到了３０１医院，向这位给国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鞠了三个躬，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哀思。当天夜里，北京雨雪霏霏。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钱老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我起身找出当年的日记和与钱老的通信。睹物思人，思绪万千，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我跟钱老认识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那时，我在中央分管科协工作，他是中国科协主席。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我到他在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我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我的日记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作为社会形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要建设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然后他又强调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地理环境。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了，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还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我对钱老提出的这两条意见深为赞同。后来，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向师生们讲述钱老的这番话。我们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需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要重视发展小学、中学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打好人才成长的基础。只有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