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哲學教科書的出版及其留下的理論學術(shù)話題
《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中國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其劃時代意義是中國人用自己編的教材取代了采用蘇聯(lián)的哲學教科書。該書196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第1版很快銷售一空。1962年8月又出了修訂后的第2版。至第5次印刷時，它的銷數(shù)已達93.7萬冊，此外解放軍系統(tǒng)內(nèi)部亦印制了數(shù)十萬冊。1978年，該書經(jīng)韓樹英、王哲民、肖前等人校改后，重印15次以上，總數(shù)遠遠超過200萬冊。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當《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時，毛澤東曾與老友李達相約廬山，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據(jù)陶德麟教授回憶，8月20日毛澤東約李達到他的住所長談了近4小時，討論到不少哲學問題，并表示對蘇聯(lián)教科書“一統(tǒng)天下”很不滿意，故要李達將《社會學大綱》加以修改后出版。1965年，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內(nèi)部討論稿上冊，唯物辯證法）完成后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在書頁上寫了255個字符的批注。在批注中，毛澤東否定蘇聯(lián)哲學教科書將辯證法三個規(guī)律平列的做法，并闡述了以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為核心的辯證法思想體系。可惜，這本歷經(jīng)5年完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冊未及出版、下冊正在撰寫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直至1978年，陶德麟才將書稿加以修訂，以《唯物辯證法大綱》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結(jié)束后最早出版的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同時，肖前等教授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也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肖前教授又主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與此同時，各省市、各高校開始自編哲學教科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可謂遍地開花。迄今為止，“原理”類教科書在全國已達數(shù)千本，僅國家圖書館就收藏了400本左右。但是，這些教材的基本體例、篇章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敘述的話語方式，多與1961年版的“第一本”大同小異。其篇目、行文或舉例雖有增刪、修改，基本框架則沒有大的突破。
“第一本”留給我們的一個學術(shù)話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體系與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哲學思想體系是一種怎樣的關(guān)系？怎樣使以蘇聯(lián)教科書為范型的這個“第一本”達到自我升華和超越，以撰寫出“第二本”更加全面、系統(tǒng)地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從根本上說，對“第一本”的升華與超越就是中國哲學界的自我升華與超越。這種升華與超越的前提是：在廣泛深入閱讀原始文獻的基礎(chǔ)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解讀。須知，馬克思是哲學巨匠而不是“原理”哲學家。作為思想英雄，馬克思有著常人難及的智慧，由于他的勤奮使他的知識結(jié)構(gòu)相對全面而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廣涉經(jīng)濟學說史、語言學、自然科學、民族學、地理學等。顯然，要真正達到自我超越，需要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品質(zhì)和豐富內(nèi)容，不能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話語和某些觀點從其思想體系中剝離或肢解出來，使之離開具體歷史條件，再把它變成若干“原理”。須注意的是，如果解釋者自己讀書很少，又以自己貧乏的知識去解讀馬克思，那么馬克思會在解釋者的筆下變得同樣貧乏。如果連馬克思的書都未認真去讀，這就不具備解釋馬克思主義的起碼能力。這樣，編寫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種主觀理解，盡管其中也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術(shù)語，但并不真實、完整地反映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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