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阻礙中國農民城市化的主要障礙是城鄉(xiāng)二元的戶籍制度。如果取消目前基于身份基礎上的戶籍，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將大為加快，城市化率將大幅提升。
不僅學界在討論，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土地換戶籍”的實踐。
從一個方面來講，若農民愿意退出自己的土地，國家或地方政府因此給農民以城市戶籍及城市戶籍所享受到的社會保障，這對農民來講，顯然是好事，因為這增加了農民的選擇，也增加了農民進城的能力。
但從宏觀上講，農民進城存在很多的陷阱。我們必須將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他們進城后的處境，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明白，用土地換來城市戶籍后的城市化的前提。
首先，“中國制造”決定了城市的低就業(yè)率?！爸袊圃臁钡闹匾攸c是“低技術、高競爭”，既無法獲得壟斷利潤，也無法實現(xiàn)高附加值，往往不能帶動第三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制造”無法承擔起工人的高工資和社會保障，第二產業(yè)就業(yè)無法為第三產業(yè)提供消費能力。消費性的第三產業(yè)發(fā)展不起來，服務業(yè)的高就業(yè)就無法實現(xiàn)。城市就業(yè)機會因此不多，大量農民進城的結果可能就是大量失業(yè)。
其次，“土地換戶籍”抬高農民生活成本。當前在沿海外向型企業(yè)工作的勞動力，絕大多數(shù)是進城務工的農民，農民勞動力再生產的主要場所是農村，農村消費比較低，且有相當一部分自給自足經濟。同時，外出務工已經無優(yōu)勢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從事小農經營，種10畝地，一年有1萬元收入并不難。年輕人外出務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緊，收入多就可以積蓄下來辦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務農的收入，溫飽問題也能很好解決。正是通過這種代際分工，一家兩代人同時務農和務工，因此有兩筆收入來源，農民家庭可以溫飽有余，生活得體面。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結婚生子，孩子就寄養(yǎng)到農村父母家中，農村的生活費用低。支出少，兩筆收入合起來卻不少，每年年終，總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節(jié)余，這樣在經濟上就不感到捉襟見肘。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再年輕，在城市務工，工作越來越不好找，工作環(huán)境越來越惡劣，工資越來越低，開始年老的農民工就回到家鄉(xiāng)。年齡越大，在外越是沒有歸宿感，思鄉(xiāng)念土之情越重，農村的家鄉(xiāng)是永恒的歸屬。正是因為有農村這個最終的歸屬，在城市努力勞動和節(jié)儉生活才顯得有意義。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夸大農民的城市夢。當農民有足夠收入時，他們當然可以做城市夢，但若他們沒有足夠的收入，又逐漸老去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做城市夢嗎?城市夢碎，家鄉(xiāng)難回，這才是進城農民的真正悲劇。無論如何，尤其是那些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的進城農民，家鄉(xiāng)的農村不僅是他們生活上的歸屬，更是他們精神上的歸屬。
正是農民可以在城鄉(xiāng)之間流動，可以有城市和農村的兩筆收入，可以為進城之后若不能獲得足夠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還可以返回家鄉(xiāng)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也使進城農民工的勞動力可以繼續(xù)廉價，可以為“中國制造”繼續(xù)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以上兩個問題才是討論中國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為關鍵的基礎并決定中國未來發(fā)展大格局的問題。糟糕的是，當前學界及政策部門討論城市化時，卻將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產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表面問題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