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作家號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如普羅米修斯一樣的人類盜火者,他們以播撒人類文明、宣傳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念,提升人的審美水平為己任,拒絕流俗,甘于寂寞,而如今,他們卻公開宣稱要,躲避崇高,極端者甚至說,我是流氓我怕誰,而更多的作家則從傳道者的神圣位置退居到一個職業(yè)寫作者的角色。而市場條件下,眾多作家對文學作品的包裝是迎合的,一些作家樂于在視聽和平面媒體亮相,并且作家生活也開始公開化,甚至也如同其他行業(yè)的造星一樣,恰當?shù)匕才乓稽c緋聞出來,可以說對“明星作家”,大家已經(jīng)見怪不怪。如此以來,文壇除了娛樂還有什么呢?
從山東省作協(xié)副主席王兆山“縱做鬼,也幸?!薄ⅰ爸慌螇炃坝衅聊?,看奧運,同歡呼”的感嘆,我們不難管窺隱藏其中的作家看客心態(tài)。而正是這種心態(tài)對作家責任進行了放逐。毫無疑問,作家應是先進文化的代表,除了藝術才能之外,更應具有敏銳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較強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讀者的導師,起碼也該是讀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爭成為益友。但是,這一切似乎都成了社會和讀者一相情愿的想象,而非作家責任的自我直立?!白骷页蔀轼r鳥”就是明證。
謝有順先生在描述當下文學界一些現(xiàn)狀時說,所有東西都可以被消解、改造,具有破壞性的往往能獲得很多掌聲,夸張的言論受到媒體喜歡,有時為了達到關注度,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有位女詩人聲稱“衣服是詩歌中眾多的枷鎖,我就是要去掉這些枷鎖”,于是在眾目睽睽下寬衣解帶上臺裸誦。一位男詩人公開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養(yǎng)”。那么,針對“純文學作家只能當一只把頭埋進沙里的鴕鳥”,在筆者看來,只能是作家的自我躲避和靈魂放逐,甚至是消極回避和自甘段落的表征。
但是,在這樣一個浮躁的娛樂時代,追求沉淀,直面現(xiàn)實,引領社會,本是對作家的最基本要求。那么,文壇娛樂化下的作家自我矮化現(xiàn)象難道不應得到正視嗎?或許,作家精神何以救贖和重生,并不僅僅是屬于作家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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