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月18日《北京最缺“简单”体力劳动者》报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据市职介中心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依次是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餐厅服务员或厨工、清洁工、营业人员、饭店服务人员等。
　　
　　又据，《经济参考报》1月26日《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专家建议适当限制流入》报道，我国近年来的城镇化导致人口流动出现“盆地效应”，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给城市的管理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由此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流动人口管理、户籍制度、城乡结合部等也逐步成为我国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新课题甚至新难题，处置不当，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激发点。针对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及其负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教授建议采取措施限制外地户籍人口流入大城市，“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
　　
　　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不需作过多的考证，城市化（含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也已纳入国家的整体战略之一。在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之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和规律。因此，“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城镇化战略的要求，更与现实发展相悖。现在需要的是，理顺城市发展对人口增长的需要与人口容量极限的矛盾、社会发展与人口流动的矛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重点是，以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投放，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促进大城市“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笔者可以理解少数城市对于“人口”问题的难处和考虑，也理解过多人口对于一个城市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笔者一贯的观点是，人口及围绕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不是单个城市的职责和问题，而是国家层面的事情。在户籍制度仍然主导国家尤其是地方和城市关于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的背景下，“内外有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打破这种差别是单个城市的义务，但更是国家层面的义务。
　　
　　自然人口的流动有着内在规律性，公民的选择有着趋利避害性。在存在着城乡、地区巨大差别的情况下，就算因户籍的差别而无法实际上与“当地人”平等，人口的流动仍然难以阻挡。只不过以前的“打工赚钱，回家过年。今年上海，明年珠海”现象已经发生变化，非城市户籍人口已经开始追求城市户籍，追求与当地户籍人口一样的经济社会待遇，开始在城市买房、买社保，开始让子女在城市入学，等等。虽然能够取得城市户籍的人数还是很少，但毕竟有了开头。
　　
　　一个城市对于人口的流入，有着必然的承受极限。那就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环境、公共服务。人口的过度拥挤，城市的负效应就难以避免。而且，城市对于就业人口的需求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自主选择看，应该能够自动解决问题。但因为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仍然不可避免，市场本身也无法解决此问题。
　　
　　正如“北京最缺‘简单’体力劳动者”一样，其它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因此，需要客观地看待大城市的人口问题。一方面，城市的人口承载量跟城市的管理水平、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服务效率有关。如果能够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人口的承载就有提升的潜力。另一方面，专业化的“简单”体力劳动力市场建设尤为关键。需要以市场建设，以专业化、高效化来推进就业人员技能、技巧的提升，并促进城市人口结构的优化。
　　
　　最为关键的是，公共资源均等化才是系统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公共资源均等化意味着公共资源在地区、城乡之间的公平投放，不同地区、城乡的公民享受公平的公共资源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享有了公平而均等的社会待遇，公民就不会只有“华山一条路”，就不会只有“进入城市”一个选择。人口的流动就能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趋于平衡，大城市“问题”自然能够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