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公民谢朝平8月19日下午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的家里抓走。抓人罪名，警察只是口头说了句“涉嫌非法经营”。此前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他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大致了解细节，哪怕我们要认为这是针对一种可能的经济犯罪，这样的“针对”也很难被认为没有问题。人被抓走，此事还在调查中。但仅仅只在“抓人”到“还在调查中”这样一个时间段，已足以让舆论涟漪四起。

跨省抓捕谢朝平，适于法律规范的表述应该是拘传。作为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手段，拘传程序本身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对公安机关而言，适用拘传时，应当填写《拘传证》并经领导审批，执行时，应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拘传谢朝平的侦查人员出示了工作证件，但没有出示《拘传证》，只是口头陈述：“涉嫌非法经营”。口头陈述不是凭证文书，如此轻率简单的手续，难以被认为合法合规。

在渭南市文化稽查队的处理中，《大迁徙》被定性为“杂志属非法出版物”。按照出版过程，《大迁徙》是一期增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严格期刊刊号管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增刊发行需要报批，而杂志社出版《大迁徙》时没走这个程序。依此论，将之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算是有些依据。但仅仅因为程序上的纰漏而拘传作者，难免让人产生“执法过严”的联想，况且对于“非法出版物”主要是行政处罚，事涉刑事处罚时，必须是犯罪事实与罪名完全匹配。

以“涉嫌非法经营”拘传谢朝平大可质疑。1998年实施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关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如果论以非法经营罪，至少要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个人经营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谢朝平如果涉嫌此一罪名，必然是其行为符合这些特征。然而，我们看到，按照谢朝平律师的说法，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自费出版成了非法经营，理据上站不住脚。

或可引起注意的是，谢朝平本是打算“送”一些书给移民，“送”被记者打上引号。到底有没有产生交易，谢朝平有没有因为“送”而获利，而且情节严重，难以获知，但应当有更多信息。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或许可以“没法说”，但面对舆论强烈关注和质疑，从以证自身行为合法合规出发，适时作出说明并非没有必要。

另外，渭南方面先收缴了流传到该地区的所有《大迁徙》之后，再要求山西《火花》杂志社证明该出版物的合法性问题。从程序上来看，脱不了为了阻止该出版物发行而寻找、罗织罪名的嫌疑。加诸一罪，再以证之，抓起来再说，这是绝难容忍的权力之恶，也是最近各类跨省抓捕案例所一再揭示的基本道理。

我们并非法律专家，不厌其烦关注执法程序和细节，不是钻牛角尖，而是通过观察一个公民的遭遇，体察我们可能会身处的某种境地——公民写作、出版的自由会因为多么微小的细节疏漏而显得脆弱。渭南警方看起来针对的是一起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但其背后，却不能不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抛开想象，仅从执法的严肃性，渭南警方也需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明确无误的正义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