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協(xié)官員韋迪9月19日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了一番很不符合法治精神的話，大概是這樣：我原來在內(nèi)部整頓的時候（蔚少輝、李東生還未被帶走）說過，有問題的不止是進去的那幾個（南勇、楊一民和張建強），咱們在座的還有人有問題。我當時就跟他們說，現(xiàn)在給你們機會，如果沒抓住，就等于放棄了自我救贖……教育整頓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救贖的過程，當時我們也要求所有人有問題要交代。既然有了這么一個自我救贖的機會，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誰??？
這番話的潛臺詞很明顯：“內(nèi)部整頓”的時候，“我”已發(fā)話，在座的有問題的，抓住機會和我坦白交代，不向我坦白交代，放炮了機會，“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誰啊”。換言之，韋迪組織的“內(nèi)部整頓”，若謝亞龍一干人很識相識時務(wù)，低頭垂眼向新科官員韋迪掏心窩子交代自己的受賄事實，則韋迪是完全有機會有可能有能力有權(quán)力挽救這些革命同志的，就可以避免今天所受的牢獄之苦。這番話的“潛潛臺詞”其實也很明顯：現(xiàn)在，我就是老大，老大總歸是老大，老大的話無論何時，都是擲地有聲的，都是必須聽的。若你們不聽，這就是個教訓(xùn)，是一輩子都要搭進去的教訓(xùn)。今后，沒進去的老的小的，都要聽我老大的話，跟著我老大走沒錯。不跟我老大走，就想想謝亞龍。
我要說的是，很遺憾韋迪不懂得法治精神的這番言辭。設(shè)若，當初謝亞龍之流在“內(nèi)部整頓”中一五一十地向韋迪官員交代了自己的所有問題，按照韋迪的邏輯，就可以不必有后來的被刑拘以及法律是問。也就是說，違法犯罪不論有多嚴重，都是可以通過“內(nèi)部整頓”以及“我”的提醒，聽“我”的話而全然赦免，一筆勾銷的。違法犯罪、腐敗透頂無所謂，關(guān)鍵是要聽話，是要在被提醒的時候，聰明一點，低下罪惡的透露，說出熊蛋的話語，由此即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至于法律，則完全是可有可無的。法律不過是最后的解決手段，是你不聽話、大家翻臉、沒有辦法的辦法——法律的地位，竟至到了這般低下、可憐！我們由此不能不為謝亞龍之流能否被法律公正裁決而捏一把汗！我們由此而不得不擔心足協(xié)、足球界會長江后浪退前浪，一批又一批謝亞龍在成長；舊的謝亞龍倒下，新的謝韋迪在崛起！我們由此而不得不擔心中國足球一黑到底、臭哄永遠、永無漂白的可能！
在法治社會，一切以法律為準繩，任何人、任何官員，謝亞龍也好，謝韋迪也好，只要是犯了罪，就應(yīng)該接受法律的裁奪、制裁，更何況謝亞龍之流已經(jīng)屬于嚴重的腐敗大案、要案。按照韋迪的公開聲明的觀點，當初，犯下腐敗大罪、要罪的謝亞龍只要抓住機會，是能夠鷂子翻身，將罪孽之身洗白的，就是如前所述，只要識時務(wù)、只要向“我”坦白交代，是可以避免身陷牢獄之苦的。這哪里還有一絲一毫的法律精神、法律意識、法律所屬？在政治掐斗、狗咬狗中，你可以說坦白從狂、抗拒從嚴，你可以說抓住“內(nèi)部整頓”的機會，但在法律的框架中，難道也有如此可以把法律看扁、把法律的剛性化作繞指柔的嗎？法律在政治的淫威中，難道永遠還只能是可有可無的簡化程序？是韋迪等人的政治意識過于強大、政治頭腦、政治覺悟乃至政治權(quán)力過于強大，還是法律原本就是個點綴？
我們承認，韋迪所言，或許是既存的難于改變的現(xiàn)實，但是，我們遺憾的是，作為現(xiàn)任足協(xié)官員，對于這樣的法律悲哀、政治掛帥的操蛋現(xiàn)實，竟是如此的沾沾自喜、如此的欣喜若狂、如此的趨之若鶩、如此的奉行不悖、如此的奉若神明。質(zhì)言之，謝亞龍的所作所為，并非觸犯法律，而是政治的步點沒踏準、沒踩實；法律是問，不過是政治失誤的一個借口而已。
我們?nèi)绻袡C會給韋迪出一道簡單的選擇題——若你自己一時老大管不住老二，前赴后繼走上謝亞龍的老路，你是信奉法律為上你自己必被懲處無疑呢，還是信奉權(quán)力至上、只要給個機會再行“內(nèi)部整頓”時非常聰明識時務(wù)，就能化險為夷，罪犯成為換個位置的官員，我相信，韋迪一定心知肚明、睥睨前者而擁抱后者的?；蛟S，他一定還是能夠成功，一定能夠避免謝亞龍的悲劇。
若上述所言不幸成為今后的現(xiàn)實，則謝亞龍的被查處不僅是其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的、官場的悲劇——謝亞龍是作為“反面教材”，給一些官員提供了避免重蹈覆轍、嚴重腐敗而又能避免被查處的樣本。當然，對于信奉謝亞龍是政治翻車而非觸犯法律的官員來說，謝亞龍的悲劇，實際上就是暗中警示自己的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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