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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最后一天，紛擾一個多月的浙江臺州“房票門”調查處理結果終于出爐：56名黨政干部、事業(yè)單位人員，被查實違規(guī)參與倒賣“房票”，共上交和追繳不正當收益503.3萬元。其中，9人被誡勉談話；9人被責成作出書面檢查；38人由所在單位紀檢組織進行批評教育。

選擇在元旦放假前一天召開通報會，個中意味不言自明，利用假期淡化“房票門”的輿論影響。高則“誡勉談話”，低則“批評教育”，“罰酒三杯”似的不痛不癢懲戒，從網絡反應來看根本沒有取得公眾認可。

且不論“56人，57套房”的調查結果與之前媒體報道大相徑庭，臺州紀檢方面“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慈祥論調也大有可推敲之處。

按照臺州方面的說法，涉事官員“基本上與普通居民一樣，要按房屋面積大小，交納定金、預定房號，經過一年多臺州房價上漲后，到開盤預售時出現了較大的市場差價。與利用職務便利為房地產企業(yè)謀取利益、收受房地產企業(yè)錢物、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買房產獲利等的受賄定性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如果相信臺州方面的認定，以黨政干部現在紀律管理而言，似乎很難作出過重的懲罰處理。但臺州“房票門”事件，官員參與倒票謀利，顯然讓公眾產生權力不清潔的印象，這樣的官員怎樣懲罰，以什么標準來懲罰，需不需要“救”，怎么“救”，都值得重新討論。

懲前是否能夠毖后？中國的反腐懲戒，力度不可謂不大，成效也非常顯著，但也應看到，“前腐后繼”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懲前”是必然的，但若要“毖后”，更需要有公眾監(jiān)督等制度防范，這已是共識。何況輕飄飄的“懲”，未必能夠撓到以權謀利者的癢。近年來收受單位禮物，洗腳報銷，公款出國旅游等丑惡不斷曝光，雖說算不得嚴重腐敗，確實也沒能給公眾“毖后”的信心。

治病是否一定要救人？不清潔的官員繼續(xù)留在權力機構，勢必會讓公眾產生一種異樣的感受。公眾會想，難道除了不清潔的官員，社會別無他人可以擔此大任，干干凈凈為人民服務。一名官員因為不潔而暫時被清理出公職人員隊伍，并不意味著自我改造以后不可以重入仕途，救人，不一定非要留在崗位上救。

治病救人是否適用于公共權力？我們認為，在組織系統(tǒng)內部，如何懲罰違規(guī)者，要不要挽救，公眾不用置喙。而對于掌握了公共權力者，其不清潔行為如何懲罰，則應當充分尊重民意，以公眾滿意度為依據和標準，是否因此暫時中斷政治生命，公眾應有發(fā)言權。

公共權力需要接受公眾監(jiān)督制約，其行為得考慮公眾的信任和感受，任何不清潔行為或者讓公眾產生不清潔聯想的行為，都不應被縱容。這是現代文明政治和權力約束的普遍方向，在許多地方正在被踐行。中國致力于建設服務政府、廉潔政府、人民滿意政府，不輕視公權人員的“惡小”，不漠視公眾的感受，應當是提升權力公信力和滿意度的可嘗試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