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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在法庭上為“壞人”說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告人在法庭上沒有律師為他說話。網(wǎng)友之所以又激憤又焦慮，或許并不在藥家鑫案本身。

3月23日，備受關注的藥家鑫涉嫌故意殺人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五個月前的一天晚上，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駕車將女服務員張妙撞倒，下車察看后對張妙連刺數(shù)刀致其死亡，并逃離現(xiàn)場。這宗由交通肇事轉化的殺人案，引發(fā)了群情激憤并延續(xù)至今。自此案開庭以來，網(wǎng)上一片“喊殺”之聲。

這種情緒也波及了藥家鑫的辯護律師。在網(wǎng)易的留言板上，最受追捧的前五條留言，有三條直接指向律師，隨之附送的都是“訟棍”、“沒人性”、“禽獸不如”等字眼。在控辯審三角結構中，控辯雙方本應“平等武裝”才能維系司法天平的均衡，但律師天生弱勢，其民間身份在我們這個“官本位”的社會中備受冷落，傳統(tǒng)的恥訟觀念強化了律師在訴訟中的邊緣地位。一碰上律師為“壞人”張目，自然罵聲四起。

這種對律師的貶損當然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法治生態(tài)。西方有法諺將法庭比作情場，在法庭上所有的手段都被視為公平的。作為被告人的代理律師，自然要處處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即便是為無惡不作的殺人犯辯護，也是司法必需，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我們認同殺人犯也需要審判，也理應進一步認同殺人犯也需要律師。

原則上，公交司機不能拒載乘客，辯護律師也不能拒絕被告。律師在法庭上為“壞人”說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告人在法庭上沒有律師為他說話。律師并不是正義的化身，更不代表公正，在我看來，律師充其量只是為正義提供原材料的“供應商”，而法官才是正義的“制造商”——法官需要對律師提供的材料進行篩選、判斷，并最終以裁判的形式宣告正義的實現(xiàn)。在本質上，辯護權和控訴權都具有“建議”屬性——建議法官如何裁判，而提出建議并不意味著必然被采納。若站在辯護權的基石上，來觀察藥家鑫案中的律師表現(xiàn)，也就不那么令人激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