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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香港大學繼續(xù)以高額獎學金為“誘餌”，與北大、清華等內地名校拼搶高考尖子生。據悉，北京市三名并列高考文科狀元的考生，都選擇了去香港大學就讀，每人每年將獲16萬港幣的全額獎學金。北京市理科狀元的去向尚未最后確定，但他與幾所香港大學進行了充分的溝通，選擇港校的可能性較大。此外，今年云南、安徽兩省的文科狀元也已被港大錄取，接下來，相信還會有其他省市的高考狀元被港校收入彀中。

香港高校與內地名校就高考尖子生展開爭奪，是港校招生對內地高校形成“沖擊波”的一個縮影。去年這個時候，有人根據內地各省高考狀元報考港校者有所減少，認為港校對高考尖子生的吸引力下降，“港校熱”已在明顯降溫。然而，來自幾所港校的數據顯示，近兩年內地學生報考港校本科生課程的人數并未減少，反而呈穩(wěn)步上升之勢，隨著內地優(yōu)質生源不斷增加，港校的錄取分數也逐年提高，所謂“港校熱”降溫之說，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

簡單而言，港校之所以能夠將一批高考尖子生從內地名校那里搶過去，第一，在于他們能夠為學生提供豐厚的獎學金，第二，在于他們能夠為學生開創(chuàng)一個開闊的國際化教育環(huán)境，幫助學生培養(yǎng)更強的就業(yè)競爭力和創(chuàng)業(yè)能力。這兩方面的原因反映了一個重要的動向，就是教育全球化正在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構成強大的挑戰(zhàn)。

為學生提供各種獎學金，特別是為家境不富裕但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提供豐厚的獎學金，一直是世界名校吸引優(yōu)質生源的一個傳統(tǒng)做法。比如美國哈佛大學實行“殺富濟貧”式的獎學金制度，校方根據學生的家庭收入進行測算，看他們需要獲得多少資助，才能供孩子念完大學，這樣，窮人的孩子考上哈佛后，因家庭貧困可以申請到所需要的獎學金，富人的孩子因為家里富有，往往不能獲得獎學金，反而可能承受不了高昂學費而“輟學”。美國耶魯大學校長曾向中國媒體表示，“耶魯沒有你想象的那么昂貴”，因為耶魯大學實行外國留學生資助方案，家庭年收入低于4.5萬美元的外國學生，被錄取后可以免費在耶魯念本科，即使家庭年收入超出4.5萬美元的標準，大多數外國籍本科生也只需支付學費的10％到20％，“這實際上是耶魯花錢請他們來上大學”。

由于經濟條件的差異，富裕家庭的孩子和普通家庭、貧窮家庭的孩子在教育起點上不夠公平，高校通過獎學金制度“矯枉過正”，可以幫助后者“扳回”一些公平，從而幫助他們享受到過程中的教育公平。獎學金制度與其說是錢的問題，不如說是教育觀念的問題——世界名校和香港高校多方籌措資金，為普通家庭、貧困家庭的優(yōu)秀學生提供獎學金，反映了他們對教育公平的理解與追求。反觀內地的一些高校，在建大樓、上項目、裝點門面上不惜血本，在給學生提供獎學金上卻十分吝嗇，其結果是，大學生既要支付不菲的學費和其他成本，畢業(yè)后又面臨著日漸嚴峻的就業(yè)壓力，一些人開始懷疑上大學是否“得不償失”，新版“讀書無用論”也在一些地方流行開來。

近年來，中國對發(fā)達國家的教育逆差一直居高不下（最低估計超過100億美元），其中主要是高等教育的逆差。這個數字背后的事實是，一部分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中國家長，在孩子申請不到獎學金的情況下，愿意用高出內地大學十幾倍甚至更高的學費，把孩子送到國外大學去“鍍金”。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一些中學進而辦起了“國際班”，從教材到師資都與國外高中全面接軌，學生畢業(yè)時參加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高考，直接進國外大學讀本科。這是國外高校、香港高校與內地高校展開招生競爭的另一種形式，而且這種競爭很可能愈演愈烈。

隨著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開放教育服務的過渡期的結束，除政治、軍事、警察等特殊領域的教育和義務教育外，其他教育領域包括教輔材料、教育設施和教育產品在內的市場都要全面對外開放（見陳至立《我國加入WTO對教育的影響及對策研究》）。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到了一個“以開放促改革”的關鍵階段，內地高校惟有正視現實，更新教育觀念，盡快在招生制度、獎學金制度、教學和科研管理制度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才可望在全球化、全方位的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