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辛亥，就沒有共和民主的新民族精神
那是一個個性充分張揚的時代。在民主共和的國體、政體下，每個人都有權(quán)代表自己，而不是無言地一味被代表，所以對國家自然產(chǎn)生直接的責任和義務。陳丹青以“赳赳民國”形容那時候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人們，特別是那些“范兒”：他們溫文爾雅，風度翩翩，文質(zhì)彬彬；他們快意恩仇，堂堂正正，頂天立地。
既然不再是群氓、機器、奴才，顧炎武所期盼的、原本只有少數(shù)人所能踐履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理想就有了普遍可行性的現(xiàn)實語境。吳貽芳校長這樣詮解金陵女大的校訓“厚生”：當把自己奉獻給他人和社會時，個體的生命就豐實了。而在耄耋之年以一己之軀與惡勢力對搏的“中國德蕾莎”高耀潔醫(yī)生回憶幼時生活時談道：父親非但沒有重男輕女，而且要求我們首先“愛國”，這才是“大家閨秀”！
新生民族國家遭遇的內(nèi)憂外患愈發(fā)激揚起她的英雄兒女義無反顧地走向戰(zhàn)場。張靈甫、邱清泉分別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肄業(yè)，投身黃埔，肩負起“打倒列強、除軍閥”的使命。筆者的一位姨丈即是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戰(zhàn)熱潮里中斷學業(yè)，空投到印度加入新一軍。這支英雄部隊軍歌中有這樣的句子：“道德要提倡，禮義廉恥四維張。誰給我們餉，百姓脂膏公家糧……愛國國必強，愛民民自康。為民保障，為國棟梁，即為本軍光。”當時風靡的《知識青年從軍歌》更洋溢出豪邁氣概和獻身精神：“男兒應是重危行，豈讓儒冠誤此生？……忍情輕斷思家念，慷慨捧出報國心?！?/p>
在個性伸張中，民族精神在壯大；在民族精神弘揚中，個體價值在升華。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后淪為“東亞病夫”，九一八事變后成了“國際孤兒”，然而愛她的兒女們不屈不撓，赴湯蹈火，前赴后繼，殺身成仁，終使祖國母親在1945年成為聯(lián)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記得十余年前看到一期《老照片》雜志扉頁上的舊照：一位年輕的中國軍官意氣風發(fā)地用地道日語向投降的日軍訓話，不禁產(chǎn)生一種難以抑制的感動；而日本軍官仍被允許佩刀，映襯出我們留給失敗者尊嚴的泱泱風度。這就是辛亥帶來的民族國家的含義，這就是根植在古老文明土地上新的民族精神！
沒有辛亥革命，筆者不敢設想中國在二戰(zhàn)中的結(jié)局。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有太多值得“假設”的命題，有太多無垠的遺憾。但歷史的進程終究沒法假設。光陰荏苒，風吹雨打，陰差陽錯。歷史學者總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情感左右，但歷史無情人有情，又往往掩沒不下不得不面對無情歷史時的悵惘和無奈。以下引錄黃興詞《蝶戀花·辛亥秋哭黃花崗諸烈士》，作為這篇紀念辛亥文章的結(jié)語，借以祭奠先烈和那曾經(jīng)的民族精神：
“轉(zhuǎn)眼黃花看發(fā)處，為囑西風，暫把香籠住。待釀滿枝清艷露，和香吹上無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p>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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