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客觀地說，“兩會”上“生動活潑”的氣氛仍然是有限的。我們可以找到像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這樣打斷發(fā)言，要求教育部就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作出答復，并向全體考生道歉的個體，但敢于講真問題，堂堂正正行使權利的代表委員并不占多數。

在權利行使層面，提出詢問、質詢本是代表督政的最有效手段，但這兩項權利往往最少被啟動。在行使權利主體層面，學者、退居二線的官員更容易發(fā)出不同的聲音，講出貼近現實、契合民心的話。也就是說，越是與真問題挨得近，越難直面真問題，越不愿用苛責的態(tài)度對待問題。無論是出于對講真話的顧慮、對自身職責的認識不夠還是其他，就代表委員的身份而言，它意味著沒有盡職盡責。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qū)，議會上出現爭吵甚至扭打并不少見，我們曾經將之作為一種亂象、一個笑柄來對待，但某種程度上，它不失為另一種意義的生動活潑。并不是說我們要鼓勵代表委員以這樣的方式爭鳴議政，而是說，公共之事從來都不是在一團和氣中達致破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