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wèi)生立法站在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立場，為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提供防范機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精神衛(wèi)生法草案，備受關注的強制收治程序做出多處修改，取消了因傷害自身被強制收治患者的復診權利，刪除了因傷害他人被強制收治患者的二次鑒定規(guī)定。

自精神衛(wèi)生立法啟動以來，如何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權利，防范無辜者“被精神病”問題的發(fā)生，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上周，因上訪而“被精神病”的農婦吳春霞終于迎來遲到的公正，法院二審判決精神病醫(yī)院賠償吳春霞15.5萬元。在諸多案例中，吳春霞無疑是幸運的，但這種輿論監(jiān)督下的民事司法救濟，并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維權的標準模板，更無法從源頭上確立起防范的制度屏障。因而，公眾對精神衛(wèi)生法更是期待綿綿。

相比一審稿而言，二審稿刪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療”作為非自愿住院條件的條款，大大抑制了實踐中可能因任意性解釋造成的合法報復，這無疑是立法的進步。但就精神障礙患者收治而言，究竟誰有權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是立法確立強制收治制度的法理基礎，而二審稿并未取得實質性突破。例如，二審稿仍然規(guī)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y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立法對近親屬的這種權力并未設計出嚴密的監(jiān)控程序，使其存在濫用的風險。

立法者出于節(jié)約社會成本和及時救治精神障礙患者的考慮，取消復診權和二次鑒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壓減了“被精神病人”自救的渠道。雖然草案增加了關于司法救濟的規(guī)定：“精神障礙患者或者其近親屬認為行政機關、醫(yī)療機構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guī)定，侵害患者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人們擔憂的是，這種籠統(tǒng)的立法并未掃除如下實踐障礙：作為“精神障礙患者”是否符合具備行為能力的原告資格？被強制收治失去人身自由后該如何提起訴訟？法院如果不受理怎么辦？對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司法如何認定？很顯然，有效的司法保護機制還需要更細致的設計。

更重要的是，精神衛(wèi)生立法應立足于制度設防而不是事后救濟。從“被精神病”的鏈條看，參與者可能是政府部門、醫(yī)療機構或近親屬，吳春霞就是在這些力量的綜合作用下被非法收治。因此，立法須從源頭上對每種力量的行使進行嚴格控制，任何一個制度死角或程序縫隙，都可能給公民帶來極大的人身風險。說到底，精神衛(wèi)生立法站在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立場，為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提供防范機制，即便如何繁瑣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