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學雷鋒”活動日，在濟南的中小學校，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到敬老院打掃衛(wèi)生、到福利院看望孤殘兒童、到社區(qū)表演節(jié)目等，“學雷鋒”活動如慣例般進行?？捎浾咄ㄟ^學校門口的隨機調查發(fā)現，很多低年級小學生卻不知道雷鋒是誰。在被問及是否知道雷鋒時，各類答案可謂五花八門，最雷的答案更令人啼笑皆非：“雷鋒是修塔的，他住在雷峰塔里?！保?月5日《山東商報》）

每逢“雷鋒日”，媒體上除了對“學習雷鋒好榜樣”的重提與呼喚，對“平時無動于衷，‘雷鋒日’扎堆做好事”現象的爭議和批評，出現最多的便是對“雷鋒”淡出教科書的擔憂和焦慮。誠然，作為讀著“雷鋒故事”、在“雷鋒精神”熏陶下長大的一代，每當聽到看到“雷鋒是修塔的，他住在雷峰塔里”、“是我們班雷××的爸爸嗎？”這樣的回答，筆者心里總會泛起一股恍如隔世的感覺，但盡管如此，我依然堅持認為，對于“雷鋒”淡出教科書一事公眾和輿論沒必要過多擔憂。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好人、一個樂于幫助別人的青年，雷鋒身上有著許多值得當代人，尤其是年輕人學習的優(yōu)秀品質。但與此同時，作為“特殊年代”的產物，雷鋒身上又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某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在一個講究契約精神、公民意識的社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能否被普遍接受，“螺絲釘精神”是否符合時代潮流，這些本身都是需要再討論和再理解的。

應該看到，今天的青年人盡管可能對“雷鋒是誰”越來越模糊，但這并不妨礙其公共意識、公益品格的培養(yǎng)。從云南“90后女孩”鐵飛燕勇救4名落水工人到安徽中學生李郎捐萬元見義勇為獎金，從“最美中學生”到“最美孕婦”，從“全城吃面”到“幸福餃子”……應該說，相比雷鋒所處的那個年代，當下中國的公益氛圍無疑是越來越濃郁、強烈了。換言之，“雷鋒”雖然淡出了公眾視野，但以助人、奉獻、公益為核心的“雷鋒精神”卻保留了下來，并被不斷發(fā)揚光大。既然如此，我們還有必要為小學生不知“雷鋒是誰”憂慮嗎？

事實上，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我們這個社會以及整體的法律制度，是否存在影響阻礙“雷鋒精神”弘揚、傳承的漏洞與不足?！芭碛畎浮卑l(fā)生后，曾有人發(fā)問：如果雷鋒能活到今天，還會做好事嗎？這個問題雖然多少有些“關公戰(zhàn)秦瓊”的味道，卻也為我們審視“雷鋒精神”提供了又一全新視角。要是我們的法律不能避免“好人流血又流淚”的悲劇一再上演，我們的制度依然在鼓勵他人明哲保身，那么再多的呼吁都不可能喚回“雷鋒”漸行漸遠的腳步。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與其為書本上“雷鋒故事”的多寡、比例爭論不休，不如以“雷鋒日”為契機，對現行法規(guī)條文、見義勇為的申報流程做一番重新檢討、修訂。畢竟，“雷鋒”一人的感召力量是有限的，但“好撒瑪利亞人法”的激勵作用卻是無窮的。相比而言，后者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需要留住的“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