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上發(fā)表署名文章，全面闡述“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實施路徑。周小川從構建更具競爭性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務業(yè)；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穩(wěn)步推進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實現(xiàn)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完善金融監(jiān)管等五個方面分頭闡述。

在筆者看來，周小川的論述具有很強的政策參考價值，從中可一窺決策層對于中國未來金融的戰(zhàn)略安排，以及周小川個人對時代主題的把握與思考。某種意義上說，這篇帶有藍圖性質的文章留給未來十年金融改革無限遐想空間。從周小川的表述來看，最值得關注的是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這是中國金融領域中兩個重要的要素價格改革。

周小川指出，首先是繼續(xù)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其次，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最后，隨著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逐步由以數量調控為主轉為以價格調控為主，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有必要健全反映市場基準的國債收益率曲線。

具體分析起來，在匯率方面，其實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可謂歷經有年。2005年7月到2013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了34%，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29%和38%。最近一次的大動作發(fā)生在2012年，當時央行將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擴大至目前的百分之一。

在當前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人民幣的單方面升值未見得是一件好事。尤其在匯率已進入均衡區(qū)間后，這種背離經濟基本面的升值，正對中國的出口產業(yè)構成顯著的沖擊。中國商務部新聞發(fā)言人沈丹陽坦言，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外貿企業(yè)有很大的影響，企業(yè)出口簽約和利潤都受到比較大的負面影響。中國商務部的調查顯示，人民幣短期快速升值導致“有單不敢接”現(xiàn)象嚴重、出口利潤被進一步壓縮，中小企業(yè)出口受沖擊較大。研究表明，人民幣每升值1%，棉紡織、毛紡織、服裝行業(yè)的利潤率將下降3.19%、2.27%和6.18%。面對人民幣的升值，中國的外貿企業(yè)紛紛叫苦。有企業(yè)老板表示，以每1000萬美元的訂單為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超過0.01元，就等于利潤“蒸發(fā)”了10萬元，更何況近期美元對人民幣一路從6.5元爬升到6.1元。從經濟基本面、國際議程以及企業(yè)感受等方面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時機已經成熟。誠然，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市場化目標，即實現(xiàn)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既然這個目標確定了，中國就應該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讓其更為透明化、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人民幣的匯率。說白了，匯率我們沒法完全控制，但是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和速度是政府部門可以控制的。

在利率方面，很多金融專家認為，利率市場化不僅是資金市場要素改革的具體體現(xiàn)，還是倒逼金融改革的有效方法。按照傳統(tǒng)的金融理論，在非市場化的國家，金融市場扭曲（如行政因素壓低了資金價格）造成了資本利用效率的低下，市場在資金分配方面的功能嚴重不足，從而抑制了經濟的增長。從某種程度上說，要素市場改革之所以推進艱難，是因為這一改革的背后涉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要推動進行利益重組，必須有基本的體制改革作為保障才行。中國社科院的劉煜輝教授認為，中國金融體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過大，中國的整個信用系統(tǒng)都在套體制之“利”。他認為，實現(xiàn)利率市場化遠非存款利率浮動和減小利差等形式問題，而在于支撐利率市場化的經濟條件、市場條件、監(jiān)管條件和體制條件。如果體制不改，在放開競爭之后，當某家銀行出現(xiàn)競爭失敗時，還會由政府出面兜底。也就是說，改革的關鍵是要實質性突破金融壟斷，厘清金融與政府的關系。由此看來，在中國的要素市場改革中，也存在改革的次序問題。對于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來說，是一個現(xiàn)實的政策安排問題。

總之，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速度逐步加快，相關改革的路線圖也日漸清晰。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宏觀經濟的框架也將大幅調整，這將考驗決策層把握改革節(jié)奏的能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金融改革已經不能按程式簡簡單單地抽絲剝繭般推進，而是需要系統(tǒng)整體推進，這也是我們認為區(qū)域試點和領域試點不太可取的原因。而在實際金融操作層面，要素和機構的市場化已經日漸深化，不論利率價格機制還是基層金融機構的民營化都是如此，當下更應該改進的是監(jiān)管機制而非親自充當運動員。

周子勛（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