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共彬縣非公有制企業(yè)委員會發(fā)紅頭文件組織給7月19日發(fā)生火災的家福樂超市捐款，火災給家福樂超市造成較大損失，該文件要求各支部，各企業(yè)要迅速安排，組織捐款。此事令彬縣群眾震驚，群眾給縣長寫“太不該”打油詩。（7月25日中國青年網）

作為咸陽彬縣最大的超市，家福樂購物中心因為火災損失慘重，在當地政府應急處置、協(xié)調救援之后，火災事故進入了善后和調查環(huán)節(jié)。也正是在此刻，那份飽受爭議、令彬縣群眾震驚的“紅頭文件”橫空出世，當地政府也因此卷入輿論漩渦，展開對話，進行回應與說明。當然，無論是苛責發(fā)難還是橫眉冷對，包括當地群眾有內的社會公眾質疑不是捐款與否，而是捐款的意愿該不該被紅頭文件脅迫？

其實，要說用紅頭文件攤派捐款，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2014年1月，一份《關于在市級單位開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動的通知》紅頭文件在網上流傳，落款為中共臺州市委辦公室臺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14年8月，廣東東莞大朗鎮(zhèn)一份“攤派教育募捐參考標準”被曝光：“正科6000，副科5000，正股（副股）3000……” 如此種種荒唐的“行政逼捐”，以政府公權力擠壓個人意愿，稍有抗拒就會扣上“無組織、無紀律”的帽子。

與此類似的是，彬縣紅頭文件索捐事件同樣少不了公權的魅影。而不同的是，索捐對象已由過往頻繁的公職人員、公家單位過渡到非公企業(yè)、職工，捐款異化為行政攤派，只能說是低端管理與急于求成間架起的不現(xiàn)實、不對稱橋梁。透過事件，有幾點是需要明析的：其一，在火災事故原因未查明的情況下，當地非公企業(yè)黨委先入為主， 下發(fā)針對企業(yè)的捐款紅頭文件，用當地縣委、縣政府的話說是“不妥當”，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太不該”。一方面是政府組織為企業(yè)捐款，本就要做好接受輿論監(jiān)督的準備，是否裹挾利益、摻雜私利，總該需要澄清。另一方面，撇開受捐對象不說，政府紅頭文件公共屬性與捐款的個體意識本就是互不兼容的本體，兩地一旦糅合，勢必帶來公權私化或私權異化。

其二，捐款是財物的累積，更是愛心的匯聚，但前提是自我意愿能夠有序、自由表達。而紅頭文件要求捐款，無視的正是企業(yè)與個人意愿，而卻能在金錢愛心上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這也正是紅頭文件帶給管理者的快捷與便利。當然，我們不該以惡意揣測當地非公有企業(yè)黨委的募捐初衷，向受災企業(yè)送愛心本該是值得鼓勵之事，但借由紅頭文件索取愛心卻是為企業(yè)和群眾不齒的。再者而言，對主動獻愛心的企業(yè)或個人而言，是否主動早已被所謂的“強制”捐款氛圍掩蓋，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傷害？

中共彬縣非公有制企業(yè)委員會發(fā)出的紅頭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一是精心組織，認真實施；二是堅持自愿，量力而行；三是幾點要求。其實前兩條都不重要，要害在后者，要“迅速安排、組織實施、及時上交”，這哪里是政府的管理職能，分明是在社會公共事件中的應急之舉，紅頭文件也淪為了政府管理的“急救章”，實在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