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歷史是什么？法國作家雨果這樣回答：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沒有歷史的時代是膚淺的，無視歷史只會一次次走入同一片泥淖。信仰正義與和平的人們，之所以痛恨歪曲歷史的言行，就是因為不想讓世界的將來，再回到戰(zhàn)爭的血與火中去。

德國學者卡爾·雅斯貝爾斯把戰(zhàn)爭罪責劃分為刑法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等諸多方面。在追究發(fā)動戰(zhàn)爭的法律責任外，還必須厘清戰(zhàn)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政治和道德的責任，這必然包括反省戰(zhàn)爭原因、承擔戰(zhàn)爭罪行。可惜的是，有些人總是避重就輕甚至拋在腦后。

在德國紐倫堡，審判二戰(zhàn)戰(zhàn)犯的遺址，幾乎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成為反省歷史“看得見”的教材。而東京審判后關押戰(zhàn)犯的巢鴨監(jiān)獄，7名甲級戰(zhàn)犯被執(zhí)行絞刑的“死亡之所”，卻在20世紀70年代被拆除，原地聳起的是當時亞洲最高的摩天大樓之一。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演講中，以“曖昧”定義日本的現代性。社會文化的曖昧，會令自身無所適從，如果連戰(zhàn)爭性質都曖昧了，只能造成認識分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fā)表的戰(zhàn)后70周年談話，再次陷入這樣的曖昧。盡管包含了“侵略”“殖民”“反省”“道歉”等關鍵詞，卻彌散于遮遮掩掩的語境中。真正的誠意，理應化作對和平秩序的尊重。然而，從參拜靖國神社，到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從修改歷史教科書，到否認戰(zhàn)爭罪行，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背后，卻時時閃現著挑戰(zhàn)歷史、沖撞公義的盲動和狂妄。

紀念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德國總統(tǒng)高克表示“不承認奧斯維辛就枉為德國人”。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時，日本政府卻故作“不解”，右翼更是激烈“抗議”。70年來，日本右翼一直在系統(tǒng)刪改南京大屠殺的內容，撤走博物館中的照片，篡改或銷毀原始資料，甚至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相關字眼。對此，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中憤然寫道：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把他們埋在地下，而是將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遺忘的歷史角落。

不僅是南京大屠殺，日本右翼試圖埋葬的，是他們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罪惡行徑。他們希望通過“占領歷史敘事”，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尋找合理性。于是，日本國內正確認識歷史的主張，被說成了“自虐史觀”；還原南京大屠殺、追問慰安婦的努力，被視為對日本的攻擊；“侵略”罪行被撇開，只剩下日本在戰(zhàn)爭中的“受害情結”。

“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歷史不會因為無視而消失，責任也不會因為回避而逃脫。與一次次爭論具體問題比起來，日本一些人更需要的是從根本上端正自己的歷史觀念，消除歷史悲劇重演的基礎，真正走向一個全新的未來。

（六）“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句略顯偏激的話語警醒世人，如果不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收獲經驗，就難以書寫正史、形成正見、走上正路。讓歷史警示未來、讓歷史告訴未來，歷史才能真正成就未來。

當戰(zhàn)爭撕裂了人類的精神世界，正視這一道帶血的傷口，是防止發(fā)炎潰爛的必然選擇。戰(zhàn)后很長時間里，侵華日軍老兵武藤秋一從不在家人面前談戰(zhàn)爭。當兒子提起“我認為你們參加的戰(zhàn)爭是侵略戰(zhàn)爭”，父親的心里話卻是“承認這點，就等于否定了我的全部人生”。一場父子對話整整持續(xù)了10多年，武藤終于慢慢理解了責任的意義，公開他自己的戰(zhàn)地日記《一道背負》，還原那段侵略歷史。

有良知的人，并不在少數。朝日新聞記者松井耶依，一生輾轉亞洲各國，收集受日軍侵害的慰安婦的證言和材料；動漫大師宮崎駿，敦促日本領導人“痛徹反省”侵略戰(zhàn)爭。直面責任不會讓人生失敗，反而可以讓自己抬頭面對未來。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同樣如此。

也只有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歷史、認識歷史、把握歷史，人類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和平的正路。去年此時，一部叫《厚土深痕》的電影，講述了東北人民無私撫養(yǎng)日本遺孤的故事，提出了如何化解仇恨、走向和平的問題。中國人民從來不缺少偉大的寬容和善良：被中國母親養(yǎng)育的日本遺孤，至今感恩第二祖國；從葫蘆島遣返的100多萬在華日僑，稱這里為“再生之地”；關押戰(zhàn)爭罪人的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用人性溫暖贏來了他們的真誠懺悔。中國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付出了沉痛的犧牲，卻以寬闊的胸襟，創(chuàng)造性地開啟了亞洲和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