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法院平反了幾起實打實的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內蒙古呼格案及河北聶樹斌案。這些冤案雖然情形各異，但其中卻有相似之處。呼格和聶樹斌早已被執(zhí)行死刑，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被定罪前曾發(fā)生過什么，而僥幸活下來的佘祥林、趙作海們，則無一例外地講述了他們曾遭刑訊逼供的經歷。一個人只有在“痛不欲生，但求一死”的情況下，才會承認自己沒做過的事，所以我們無法想象他們曾遭受過怎樣的非人待遇。小時候看關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冤》，知道給竇娥上夾棍、打板子都是在演戲，是假的，自然也就無甚感想，而現在回看該劇，則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體樣式，“真兇”張驢兒知道在官衙里會有拷打，“你這等瘦弱身子，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所以以“官休”還是“私休”來要挾竇娥，而糊涂的楚州太守桃杌只知道“人是賤蟲，不打不招”，所以他的審斷方法也就只有“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著”這一招。個人在面臨強大而合法公權力的暴力時，她的屈從中隱含的是深深的無助與絕望。

其實，人們并不是不知道刑訊會導致冤案的發(fā)生。早在西漢時期，司法官路溫舒就曾上書宣帝要“尚德緩刑”。他說，“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納）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卑凑杖酥Ｇ?，平安時就愿意活，痛苦時則寧可死，在嚴刑拷打之下，什么樣的口供得不到呢！于是逼供、誘供就會收到明顯的成效，而由于屈打成招、羅織構陷的罪行也更顯周密而自洽，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可織造出“完整的證據鏈”，所以即便是法祖皋陶在世，也會認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

盡管人們早有這樣的認識，但由于古代偵破技術有限，加之犯人的口供乃“證據之王”，所以歷朝歷代并不禁止刑訊，最多在開明的朝代里對刑訊做一些限制。所以，當比我們早一步“走出中世紀”的西方人來到中國后，最先觀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訊的不堪。曾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國傳教士衛(wèi)三畏，在他的《中國總論》中，就曾對此進行過詳細的介紹。他說雖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包括三塊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壓腳踝，五根圓棍用以壓手指，也可以加上竹板（拶指），但在拷問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比如用毛糙的手指揪耳朵、拽耳朵，令犯人跪在鐵鏈上等等。衛(wèi)三畏記載的這些場景，我們在許多古裝戲中都可看得到，在“明鏡高懸”的牌匾下，是口呼“威武”的衙役，在“大刑伺候”下，一樁樁“鐵案”得以辦結。正是由于衛(wèi)三畏們這樣的“宣傳”，使得列強視中國的法律為畏途，在與大清簽訂的各類條約中，都載明了“領事裁判權”的條款。

直到清末實施新政期間，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訊請加詳慎折》后，仍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認為如果罪犯有罪證據太少、卻又拼死抵賴的話，不用刑訊就難以結案，也有礙司法公正的實現。當然，晚清政府的這一舉措，還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歡迎。1908年，年僅17歲的胡適，就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了《停止刑訊》的短評，“我們中國訊官司的時候，專用各種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曉得這用刑訊一事，是文明各國所沒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諭，要停止刑罰，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給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訊。唉！這是很好的，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盜老賊了?！边@最后一句的感嘆，倒也反映了民眾的一般心理。

從清末發(fā)展至今，刑訊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還將刑訊逼供入刑。然而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現實生活中因此而致傷致死的案件還時有發(fā)生，近年來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也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或減少刑訊逼供現象，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錯案還是會時不時地見諸報端。為冤案平反固然給人以“正義從不缺席”的慰藉，卻免不了死者不能復生的遺憾，因為與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預防，預期在谷底準備一輛救護車，不如在懸崖邊安裝防護欄，這或許是一些人用生命的代價告訴我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