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本之策還是需用更多的剛性制度來保障和規(guī)范律師調查權,從而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自2016年7月試運行律師調查令制度以來,相關法院因律師申請共發(fā)出調查令909份,對律師收集證據產生了積極作用,絕大多數機關積極配合持有調查令的律師調查證據。據介紹,重慶高院與重慶市司法局、重慶市律師協會共同建立三方聯席會議制度,堅持每年一座談,圍繞律師在訴訟中遇到的問題展開溝通交流,促進律師權利在訴訟中得到有效保障。截至去年年底,三方已召開7次聯席會議(3月30日《法制日報》)。

針對律師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切實保障律師訴訟權利的規(guī)定》發(fā)布,對保障律師訴訟權利出臺10項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曾透露,正在研究“律師調查令”制度,為公正審判案件提供更好的條件。上述規(guī)定明確,要依法保障律師申請調取證據的權利。律師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搜集證據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書面申請調取證據。律師申請調取證據符合法定條件的,法官應當準許。

所謂律師調查令是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自己需要的證據,經申請并獲人民法院批準,由法院簽發(fā)給當事人的訴訟代理律師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所需證據的法律文件。在訴訟審判中,如果每個案子都由法院和法官去取證,工作量之大是難以想象的,而律師在調查取證中經常會遇到被告單位和個人不配合的情況,希望法院出一個調查令,可以拿著法院這個文件去調查。盡管這個法律文件是否叫“律師調查令”尚無定論,學界、司法界對此仍有爭議,制度能否出臺,需要從技術層面進一步分析,看立法上有沒有障礙。而研究這一制度的初衷當然是希望充分發(fā)揮律師在調查取證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公正審判案件提供更好的條件。

長期以來,律師被定位為幫助司法機關完成審判工作的角色,律師在為當事人代理案件過程中,如一些重要證據因保存在被告方手里,對方害怕輸官司,總會拒絕提供證據,給訴訟造成被動。同時,目前中國個人的財產、金融、婚姻、企業(yè)等信息都存儲在公共部門或準公共機構,律師為辦案調取這些信息存在制度門檻,而這些信息又直接影響到案件審理結果和執(zhí)行效果,因此能否順暢獲取這些信息就成為公正司法的關鍵。

從法理上講,律師調查令其實是法院司法權的一種補充和延伸,但并不是說法院將調查權全部移交給了律師,而是必須由當事人主動提出,法院審核后才考慮發(fā)出調查令。一方面,這是考慮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通過律師調查令制度,可解決如財產線索的調查等工作,避免了無謂耗費屬于公共資源的執(zhí)行精力,有利于實現司法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另一方面,律師對調查中獲知的有關信息應當對外保密,否則將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如律師還可以到工商、稅務等部門調查對方當事人登記注冊情況,是否有挪用資金等,或者到相關部門查閱被執(zhí)行人的股權憑證、房產證、車證等相關信息。但律師只有收集信息的權力,再把這些信息反饋給法官,而無任何強制執(zhí)行權。

當然,從深層次來說,制度的完善涉及國家公權力配置,應從國家層面予以立法保障,絕非法院可以自行解決的。正如有專家所言,律師調查令只是在現實的情況下,法院采取的一種救濟措施,只能部分緩解律師調查取證難的問題。治本之策還是需用更多的剛性制度來保障和規(guī)范律師調查權,從而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