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越秀區(qū)法院19日開庭審理一起盜竊案，并通知一位現場執(zhí)勤民警出庭作證，但該執(zhí)勤民警并未“現身”庭審現場。原來，這是該法院首次嘗試證人微信作證。執(zhí)勤民警無需親臨庭審現場，只要登錄“數字越法遠程視頻平臺”，進行“刷臉”及身份認證后即可通過微信小程序進行遠程作證。此舉全國首創(chuàng)。

證人出庭作證是公民的法律義務，但證人出庭作證率較低長期存在，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證人出庭難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方便。而廣州市越秀區(qū)法院首次嘗試的證人微信作證，顯然極大地方便了證人作證，也促進了司法公正。在我國進入互聯網時代的今天，這種積極探索又一次豐富了“互聯網+司法”的內涵，具有推廣、借鑒價值。

一般來說，證人出庭作證要付出時間成本、經濟成本等。通過微信作證，則可以節(jié)省證人的相關成本。而且，這種做法與證人到庭審現場作證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因為證人身份通過“人臉識別+公安比對”進行校驗認證；證人頭像和聲音可以傳輸到法庭；被告人可當庭確認證人，證人也能辨認被告人……此舉無疑有助于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

此外，證人微信作證還有助于提高法官查案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因為法院會因此在證人出庭作證這一環(huán)節(jié)上提高效率、節(jié)省人力。這既是科技發(fā)展帶來的便利，也是法院創(chuàng)新帶來的“紅利”。所以，越秀區(qū)法院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法院”之后，期待其他法院也能借鑒這種做法，甚至廣東省高法、最高法不妨在更大范圍內推廣這種做法。

當然，證人微信作證只是司法機關借助科技手段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的路徑之一。除此之外，還可以借鑒現在應用廣泛的遠程視頻等方式。尤其是一些重大案件，證人出于個人安全考慮不愿直接面對被告人時，可以采用證人遠程視頻作證等做法。也就是說，在互聯網時代，各地司法機關要充分借助互聯網工具解決長期難以解決的司法難題。

這兩年，“互聯網+司法”已經讓公眾和很多司法機關感受到科技帶來的種種好處。比如說，“互聯網+司法拍賣”已經在很多地方實踐，破解了不少執(zhí)行難題。再比如，“互聯網+審判”所打造的“智慧法院”，極大提升了司法公正和效率。又如，機器人“小法”進行訴訟引導，提高了法院服務質量。這些創(chuàng)新既方便了司法機關也方便了公眾。

不過，雖說證人微信作證與庭審現場作證沒有多大區(qū)別，但若審理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微信作證似乎不宜代替。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有明確規(guī)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這就是說，是否采用證人微信作證，還要視具體情況來定，決定權在審理法院。如果有關方面來推廣證人微信作證，恐怕需要針對性制定相關制度，讓這種作證方式規(guī)范化，即讓制度為“互聯網+作證”護航。還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司法效率與公平的空間非常大，類似于證人微信作證等創(chuàng)新永無止境，期待更多司法機關積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