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在寧夏博物館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悅讀空間”從今天起，將不定期地介紹關于長征有特點、有分量的各種書籍，與讀者分享。

——編者按

長征，作為世界戰(zhàn)爭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外軍事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值得用文化的形式記載下來。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壯舉，始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勝利完成，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有描寫長征的各種題材的圖書陸續(xù)出現(xiàn)，國內出版的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被看作是“黨內最早向外界介紹長征的第一書”；但由國外作者撰寫的長征題材較早的圖書，則當推埃德加·斯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收藏界和圖書文物研究中，一般把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看作是“長征第一書”。

發(fā)現(xiàn)迂回曲折

上世紀30年代，黎明書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史諾（即斯諾）著、汪衡譯的《二萬五千里長征》。30多年前，寧夏博物館多年從事近現(xiàn)代革命史料和文物征集研究工作的何新宇先生，曾在其父親的老部下家中，看到過此書，但未及收藏而轉到他人手上。幾經周折，他才找到了這本書的新主人。

一位陜西軍旅收藏家在研究過程中，也得知黎明書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過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收藏到此書，也費盡心血。當他得知寧夏的這位何先生希望他能收藏此書時，他便專程趕赴銀川購得此書。后據媒體報道，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最終收藏于寧夏博物館……

據資料考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著者史諾就是斯諾，而譯者汪衡，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93年1月去世，原任國家出版局版權處處長。1936年底至1937年，埃德加·斯諾把自己在陜甘寧邊區(qū)所聞所見寫成多篇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上發(fā)表。汪衡以斯諾分四期發(fā)表在美國亞細亞雜志上的《長征記》為主體，翻譯編寫了兩本書，一本為《毛澤東自傳》，一本為《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兩本圖書均由黎明書局發(fā)行。

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珍貴的文物。

版本簡潔質樸

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是32開豎排本，長18厘米、寬12.5厘米、厚0.4厘米，共67頁。圖書封面正中偏右為紅色長方形底色，用白色楷書豎印書名，顯得非常醒目。書名下方是一排前進著的紅軍隊伍，與上方的五星被一段向西、再向北、再轉向東的路線標識圖相連接，寓意為工農紅軍長征后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封面右上方豎印“史諾著，汪衡譯”紅色字樣，書的下方從右至左印有“文摘小叢書”“黎明書局經售”的紅色字樣。書的右上角用毛筆寫著繁體字“劉載銘”，下用藍色長方印章蓋“同學捐贈”，封面中間蓋有藍色菱形印章“貴陽省立貴陽中學校圖書室”，表明當時是姓劉的同學捐贈給學校的，扉頁印有“1938.1.1初版”。封底為“紅軍長征路線圖”，包括長征開始時間及所經地區(qū)等。

它應是外國人介紹長征最早的單行本。更珍貴的是，這本書是貴州省革命烈士劉載銘的遺物，特別有紀念意義。

據2011年4月17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的一位資深藏書人在舊書攤里曾淘到《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本書。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藍勇所長認為，這本書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初版，首次在重慶發(fā)現(xiàn)。遺憾的是，這本書缺失了封面，扉頁線框內上方印有“史諾著·汪衡譯”，下方內套小線框內印有“1938.1.1出版”“黎明書局經售”字樣，裝幀設計都比較簡潔質樸，其內容與藏于寧夏博物館的那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版本內容相同，可以確信，此版本是國內僅存幾本《二萬五千里長征》之一，實屬珍貴。

《二萬五千里長征》初版10年后，1949年曾由文孚出版社再次出版，書名仍為《二萬五千里長征》，作者也是史諾（斯諾），但譯者卻是天明，該版本較少被人提及和關注。

價值超越本身

《二萬五千里長征》系統(tǒng)地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有些內容比《西行漫記》還要詳細具體，是研究紅軍長征非常重要的文獻史料。從寫作角度看，這本書體現(xiàn)了客觀、嚴謹、平實的風格，給讀者帶來的是新奇、富有生氣和力量的閱讀體驗。

書中的長征目次全部用豎式排列，從右向左依次是“寫在前面，在長征以前，長征的第一階段——從江西到貴州邊境，長征的第二階段——從黔邊到遵義，長征的第三階段——從遵義到揚子江，長征的第四階段——從會理到四川，到達了新的根據地。附錄，紅軍第一軍團西征旅程記?！备戒洸糠衷敿殬耸玖思t軍長征出發(fā)的時間、所經地點和里程。因此專家分析，《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中國國內出版的最早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

紅軍長征已有80年的歷史，出版至今已近80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因其版本的演變及珍貴的史料價值，被發(fā)現(xiàn)的歷史過程及其被賦予的歷史內容，已經超越了時間的界限，文本本身成為了歷史的敘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