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正的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長期實踐中自然形成的。長征初期，中央紅軍按照“鉛筆劃好的路線”直線前進，實施“大搬家”式的戰(zhàn)略轉移，有時打了3天，才走4公里，有時幾天幾夜睡不上覺，精疲力竭，行動遲緩，損失巨大。湘江戰(zhàn)役后，由長征出發(fā)時的八萬六千余人銳減至三萬多人,而且仍處于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事實證明，博古等人是不夠格的中央領導人，無法帶領紅軍官兵擺脫險境，走向勝利。黎平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改變了預定的行軍方向，向敵人較為薄弱的貴州北部挺進，初步顯示了毛澤東正確思想的影響力。遵義會議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并解除了博古在中央負總責的權力。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一。稍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一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正在孕育形成，并給中國革命帶來無法估量的深遠影響。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認同和擁護，既與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長期擔任重要職務，具有豐富政治軍事斗爭經驗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與朱德一起鍛造了鐵一般的紅軍隊伍，創(chuàng)建了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jù)地即中央蘇區(qū)，領導根據(jù)地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一系列進攻和“圍剿”，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重要領導者和成功實踐者，代表了中國革命發(fā)展的正確方向。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等人帶領廣大紅軍官兵成功進行了三大斗爭，贏得了長征的勝利：一是與強敵斗，隨勢而變，快速機動，靈活作戰(zhàn)，積極主動地調動和打擊敵人，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沖破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取得了對敵斗爭的勝利。二是與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斗，穿越地球上最險峻的峰巒溝壑和荒無人煙的遼闊地區(qū)，爬雪山，過草地，忍受饑餓、寒冷的生理極限。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紅軍官兵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長征中得到了充分展現(xiàn)。三是與黨內分裂行為斗，堅持向北進攻創(chuàng)建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和北上抗日的民族大義，堅決抵制了堅持南下退卻逃跑并另立中央的張國燾路線，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tǒng)一，為黨所領導的革命大本營、抗日大本營扎根西北奠定了堅實基礎。

成功實踐造就杰出領袖，杰出領袖和黨的領導集體帶領廣大軍民進一步推進成功實踐，這就是中國革命波浪式前進發(fā)展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