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形式的“新颖”体现在此次对话把“战略”及“经济”两大方面的议题“合二为一”，囊括在同一个机制下。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又将这个对话“一分为二”，一条主线，两条平行的对话渠道：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战略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经济对话。

而且，这一对话比以前的“战略对话”机制规模更大、涉及两国部委更多。本国内部与两国之间不同的部委的交叉协调，需要更加有效的“官僚统筹”。有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议题，涉及两国的部委是多元的和交叉的，把这些相关部门都统筹到一个机制下进行协调，将会更有效率。

沈大伟说，在战略对话方面，按照奥巴马政府的最新思想，中美之间目前有四大战略性的合作议题：气候变化、能源合作、全球金融危机和军控。沈大伟认为，此次对话，排在议事日程最前列的应该是上述四大战略议题中的前三项。双方在军控方面的合作尚没有实质性的打算。

在奥巴马的国内改革日程表上，推动美国“洁净能源与安全”改革是其任内最重视的工作之一，他的这一内政重点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与中国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上进行合作。在这一点上，早在希拉里访华期间就已经定了调：中美是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将把加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作为外交重点之一。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问题上，沈大伟认为，双方将就各自最新的进展进行沟通。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双方都已经出台了一整套经济振兴计划。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振兴计划是有效的，但美国方面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除了这些战略性议题之外，双方还将就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交流，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在经济层面，双方将在宏观经济形势、(美方的)贸易逆差、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交换意见。

沈大伟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有一个“长长的议题清单”，不过，由于这是该机制的首次对话，不要期待每个问题都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他认为，双方就那么多战略和经济议题进行如此高层次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结果”。

沈大伟认为，如果说布什政府将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打了个问号的话，那么，奥巴马政府则在这个表述后面打了个肯定的感叹号。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首次出访就到了中国；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下半年两国元首还有可能进行互访……这些都是美国重视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

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更强调的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方面，中国承担的是“全球性责任”。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两大具有“领导力”的力量，中美双方不仅在双边问题上要加强合作，更要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

不过，沈大伟不认同“G2”这个提法。他不认为仅凭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能够“治理全球”，应对全球事务。他说，这种提法“很不现实”，“中美还需要其他全球伙伴”。

沈大伟用两个“I”来形容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相互依存”指的是，中美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在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都互有需求，合作共赢。所谓“制度化”，则不仅指中美双方高层的对话和合作，还包括双方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很快就要举行的跨部门、跨领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就是双方合作“制度化”一个很好的例证。

沈大伟说，中美之间目前已经有60多个对话机制，共达成过200多项协议，这种通畅的“制度化”，构成了中美之间稳定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