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先生的“識繁書簡論”在遭受民進黨炮轟的同時，也確實為兩岸的文化認同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折衷手段。在此之前，繁體字(臺灣稱正體字)一直是臺灣方面批評大陸破壞中國文化、標榜其傳承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證據(jù)。如今，臺灣方面已經(jīng)開始放下身段，正視簡體字在書寫時的簡便這一優(yōu)勢，從文化的承續(xù)和工作的便利雙重視角來思考文字的變遷，這是一種務實而又具有智慧的眼光。
在更早一些時候，在大陸，兩會代表潘慶林委員提出的“恢復繁體字”提案也曾經(jīng)引起廣泛熱議。較之于馬英九，潘慶林先生的態(tài)度要激進得多，潘先生從傳統(tǒng)的角度批評簡體字書寫的隨意性，進而希望簡體字讓位于繁體字的全面恢復。他的意見絕非個人意見，詩人于堅以先鋒的形象示人，但是現(xiàn)在他每天都在研習書法，寫的自然是繁體字。他對筆者說：“性靈的靈字，舊體是‘靈’，新體‘靈’，差別不在筆畫，而在語言哲學上。靈感的靈被簡化為一團虛無之火。而古代的靈的上面是雨、中間是三張口、下面是‘巫’字。這是說一個巫師在求雨，巫師得有三張嘴。巫師是最初的詩人，屈原就是個巫師，他的字不是叫靈均嗎？靈如果和巫沒有關系就不是靈了，巫不是個貶義詞，以前在中國文化中，巫的地位很高，他們既召喚鬼神，又給部落的酋長出主意，他們被認為能通靈。這不是個繁不繁的問題，而是恢復我們對漢字本來的體驗。”
漢字來自于中國人的生活經(jīng)驗，在于堅看來，繁體字的筆畫與中國人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絕不能用“繁瑣”兩字加以擯棄。簡繁之爭是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有趣的插曲。在繁體字向簡體字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確實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脈的斷裂。這是一個西方列強殖民侵略導致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極大沖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迫于民族存亡的壓力，將壓力轉換為一種內(nèi)省或者說自我批判的動力，迫切要求中國走上強國之路所導致的結果。
繁體字充當了知識分子的出氣筒，在他們看來，繁體字和其他的中國傳統(tǒng)一樣，都是阻礙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攔路虎，需要開拓者殺出一條血路，才能換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康莊大道。終于，若干年之后，新中國開始著手簡體字的方案。于堅痛心地說：“五四的激進革命者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看到中國經(jīng)驗那些深厚的方面。”
可是，盡管簡體字絕非盡善盡美，倘若冷靜下來，審視一下簡體字為我們帶來了什么，簡體字的功績恐亦難抹殺。簡體字簡便易學，是入門佳器，學會了“一”，再去學“壹”，對于成年人來說易如反掌，但要一個一年級兒童去記憶“壹”這樣繁復的漢字，又何嘗不是一種殘忍。
大陸文學傳統(tǒng)和臺灣文學傳統(tǒng)的差異之處，更大的在于毛文體與蔣公體——一種文白相間的五四白話文——之間的差異。攜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意味，毛文體其表述方式更為口語化，將五四文學的革命性推向極致，并經(jīng)由政體的推行而成為全民思考和書寫的范文，顯然，《毛澤東選集》要比《魯迅全集》更深刻地影響了大陸公民的書寫習慣。
蔣公體保留了一些文言文的習慣，是一種改造不徹底的白話文，此文體統(tǒng)治臺灣60年，在文學上當然出現(xiàn)了不少名家。朱天文、朱天心追隨胡蘭成的“三三體”；李敖、柏楊嬉笑怒罵的雜文小說都讓人一見難忘。但這并不表示臺灣文學就高于大陸文學，兩者各有人生的歷練，各有文學觀念的轉化變異，簡單地說港臺文學高于大陸文學，或者反過來，都是一種草率的論斷。
簡體字的問題是將文字簡化為一個工具，繁體字在筆畫之間保留的中國古典意蘊和深刻的哲學思考確實在簡化過程中遭遇了一些“腰斬”甚至“凌遲”之苦，但絕非完全喪失。不要認為書寫繁體字的人就一定懂得繁體字的含義，因為書寫繁體字“愛”，而不是無心的簡體字“愛”，所以他們就會比簡體字書寫者更多一份愛心，此邏輯恐怕連臺灣同胞自己都不會相信。
文字的使用，更多的是以符號的形式出現(xiàn)，無論簡繁。追問文字背后意義的永遠是精英知識分子，與大眾無關。而識繁書簡的意義在于，讓更多只知道將文字作為工具的人們了解文字本身所運載的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使得精英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問題成為全民學習的對象，這是一樁福及全民的文化大工程，值得大陸的教育專家仔細考慮和論證。
至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意義，既然可以一國兩制，文字的書寫又何嘗不可以簡繁共存？同根同源的華夏文明，不會因為簡繁之爭而消彌交流的熱情，而最終的融合和新標準制定的任務就交給政治家們?nèi)ニ伎及伞?/p>
(作者系上海青年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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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10推廣漢字"識繁書簡" 馬英九盼兩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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