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潰散乃是當代中國社會最深層次的危機。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峻性。那么，道德重建從何處入手？有評論說，道德重建當從改善官德入手。這恐怕是開錯了藥方。
隨便舉個例子。唐福珍在拆遷中自焚。面對這樣的慘劇，隨便一位不認識字的農(nóng)民，或者被城管追逐的小攤販，都會對唐福珍的生命那么慘烈地消失而表示同情。這種同情、憐憫，出自于孟子所說的人的惻隱之心，出自于亞當·斯密所說的人的“通感能力”。
然而，因為慘案而遭停職處理的成都市金牛區(qū)城管執(zhí)法局局長鐘昌林，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卻平靜地說:“唐福珍自焚是一個法盲的悲劇”，“(她)把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我對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應(yīng)該有歉意”。在鐘昌林身上，人們看不到一個人本應(yīng)具有的最起碼的惻隱、憐憫之情。
事實上，具有如此心理狀態(tài)的官員不是一個兩個。在很多地方，僅僅因為征地、拆遷，各地都有官員眼看著拆遷戶自焚或被推土機活埋而無動于衷。
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倒也并不奇怪。阿克頓爵士曾經(jīng)說過一句名言:“權(quán)力讓人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讓人絕對地腐敗。”不過，阿克頓所說的“腐敗”，并不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貪污腐敗，而更多的是指心靈的敗壞、腐爛。英國18世紀政治家老維廉·皮特于1770年在對英國上院的講話中，把這一點表達得更為明確:“不受限制的權(quán)力必會腐敗擁有此權(quán)力者的心靈。”
這就包括掌握權(quán)力者喪失人的憐憫、惻隱之天性。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比私杂袗烹[憐憫之心，對于弱者，對于他人的不幸和苦難，只要是正常人，都會產(chǎn)生一種同情心。這樣的同情心，也是優(yōu)良治理的精神基礎(chǔ)。如孟子所說，治國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官員如果行不忍人之政，自然也可以實現(xiàn)起轄區(qū)的優(yōu)良治理。
然而，這種惻隱之善端，畢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心的呵護，需要孟子所說的“持養(yǎng)”。如果不加養(yǎng)護，它就會衰退。而官員的惻隱之心天然地處于不利地位。官員掌握著權(quán)力，這權(quán)力如果沒有受到有效限制，可被輕易地濫用，官員的物欲就會膨脹，反過來，他本來固有的惻隱之心就會被抑制、被遮蔽。逐漸地，他的心靈會變得冷硬，弱者的不幸、苦難在他的情感上將激不起任何波瀾。甚至可能相反，他會認為，弱者的不幸和苦難是對他的無上權(quán)威的公然挑戰(zhàn)，他不會去紓解弱者的不幸和苦難，而是去消滅弱者本身。
恐怕不可能指望這類隱惻之心被權(quán)力壓制、消磨的官員可以自己改善官德。如果我們承認，權(quán)力會敗壞官員的心靈的命題可以成立，那就可以推論:官員的道德水準大體上是低于非官員的。那么，改善官德唯一合適的主體就是官員之外的人，尤其是社會中那些具有道德自覺的群體。簡單地說，只有社會有能力、有條件來改善官德。
這也正是傳統(tǒng)儒家談?wù)摗耙缘轮螄钡恼嬲x。這個命題其實是要在權(quán)力之上樹立一個超越性規(guī)范，道德倫理標準。這個命題絕不意味著官員比民眾具有更高道德水準，而是給了民眾——— 當然主要是具有道德自覺的儒生群體——— 以教導、控制、指引官員的資格。儒家清楚地知道，權(quán)力會讓官員的心靈敗壞，并可能傳染整個社會。因此，必須有一種權(quán)力之外的力量不斷向上提升，這力量就在社會中。以德治國的論斷要求，權(quán)力必須按照道德的指引活動，權(quán)力的行使必須接受道德的審查，其實也就是接受社會的審查。
準此，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重建，只能是自下而上地進行。從性質(zhì)上說，道德是社會的事情，道德重建自當始于每個人，始于每個小群體內(nèi)部的道德倫理重建。當然，在此過程中，各個群體內(nèi)部精英的道德自覺是至關(guān)重要的。
而這樣的道德重建過程，也將是社會重建和治理秩序改進的過程。制度經(jīng)濟學家相信，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有什么樣的人民。而倫理學家傾向于相信，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制度。這兩者都有道理，后者的道理或許更多一些。歸根到底，合理的制度是要由民眾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官德是得由民德來培育的。優(yōu)良治理肯定意味著官員普遍有德，但官員之有德，通常是有德的民眾施加壓力的結(jié)果。(作者系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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