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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彭宇案”幾乎只是一個孤例。如果法院嚴格執(zhí)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不向所謂“弱勢群體”做有悖法律的妥協(xié)，那么救人者被誣反要賠償巨款的案件，就不會發(fā)生。

然而，“彭宇案”的負面影響卻久久未能消散，相反還得到強化，甚至有家長以此給寶寶進行“法律風險”教育。其中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司法機關，特別是最高法至今沒有拿出具體措施，消除此案負面影響，讓公眾對見義勇為“脫敏”。

解鈴還需系鈴人，心病還需心藥治。法院判決代表國家公信，是一種極具權威的社會評價，對公眾行為有極強的指引作用。即使“彭宇案”只是孤例，但這樣的判決只要有一起——有一起還沒得到充分糾正——就足以影響公眾對行善的風險評估，讓善良人被迫選擇冷漠。

公眾需要最高法以明確的司法解釋、案例指導等形式，重申一個簡單的道理：“誰主張，誰舉證”，不對救助者搞“有罪推定”，行善者不承擔自證清白的責任，而是由“被救者”承擔舉證責任。

法律應保護善良者。4年前的“彭宇案”模糊了法律的是非觀，如今公眾特別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一個“扶老人法律指南”，以繩愆糾謬，厘清法律，匡扶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