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像一顆子彈擊中所有人的心，廣東省十多個部門也因此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會后，廣東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發(fā)布信息，問計于民，征求救濟機制、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

討論如何直抵個人內(nèi)心的風云糾結(jié)

由民間的困惑再到官方的索解，小悅悅慘劇不是第一起，它很容易讓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類似的“潘曉事件”：1980年5月，一封題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刊發(fā)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署名“潘曉”?！芭藭浴痹谛胖邪l(fā)問：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短短數(shù)月，這篇文章引發(fā)6萬封讀者來信，緊接著掀起了一場人生觀討論的大潮，多個中央級部門也參與其中。

從1980到2011，歲月之手盡管揮越過31個年頭，但小悅悅事件與潘曉事件說出的都是一個時代的迷茫所在，都是心靈秩序的時代傷痕：1980，改革剛剛開始，社會一邊是正在改變的世界，一邊是剛剛走過“文革”歲月的荒蕪的年輕人的心靈，當改變遭遇荒蕪，自然是年輕人的無所適從；2011，社會正處于動蕩激越的轉(zhuǎn)型期，大轉(zhuǎn)型下失范多發(fā)，人的價值也在發(fā)生蛻變與多元化，當激越遭遇多元，自然需要對道德之重進行再次厘清與發(fā)現(xiàn)。

需要看到的是，相對于潘曉事件討論的“策劃性”，關(guān)乎小悅悅事件的討論更顯得“自然”。正因為如此，這樣的討論必須直抵個人內(nèi)心的風云糾結(jié)。只有在對所有人內(nèi)心的拷問中，只有在一場大眾氣息濃烈的討論中，公眾才能在“科學價值觀”與“自我價值觀”之間找到平衡，而不至于自己一味指責“道德黃昏的到來”，卻仍舊站在漠視一切的另一側(cè)。

在大發(fā)展的語境里，出現(xiàn)道德上的分野或許不是奇怪的事情，但出現(xiàn)對道德萎縮的熟視無睹則不可原諒，因為它只會把我們引向沒有航標的河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大討論也意味著深度改變的可能，廣東省委政法委問計救濟機制與獎懲機制于民，就是最好的改變信號。

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

兩歲的小悅悅先后被兩輛車碾過，18名路人沒有施與援手。有些人因此提出應(yīng)當將“見死不救”入罪，通過刑事制裁來改變社會上蔓延的“見死不救”風氣。

在歐美一些國家，確實有類似“見死不救罪”規(guī)定，如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就有“怠于給予救助罪”，但是否意味著我們國家也要將 “見死不救”入罪呢？我覺得應(yīng)當十分慎重，不能在個別惡性個案的影響之下，在輿論的鼓噪之中，就貿(mào)然地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特別是道德問題刑法化，那將造成無窮的禍害。

且不說歐美國家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是有比較嚴格的前提條件，例如是在有能力救助、救助不會給自己和第三人造成傷害等等，單就“見死不救”這一問題而言，它顯然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問題通常是要用道德手段來解決，當然，有一些道德問題是可以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那是一些觸及到人類生存秩序，觸及到人倫底線的問題，例如殺人、盜竊、虐待父母等等，其他的道德問題，如果將其法律化、刑法化，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給侵犯公民權(quán)利和自由制造借口。

再說，就是將“見死不救”入罪，也未必能解決 “見死不救”的問題。刑法對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在小悅悅事件中，居然有兩輛車先后碾過，兩個司機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逸。

我并不是認為組織大討論沒有意義，甚至也不認為法律不可以救贖“見死不救”，法律可以會同道德一起來挽救我們的社會風氣，不需要 “見死不救”入罪，法律可做的事情其實很多：法律可以通過設(shè)立“見義勇為”基金，獎勵積極救援者來弘揚道德；法律也可以鼓勵更多的民間機構(gòu)幫助那些做好事被誣陷者免費打官司，提供相應(yīng)賠償基金，免除他們后顧之憂；法律也可以修改舉證規(guī)則，來保障那些做好事者免予受誣陷；法律也可以制定規(guī)則，來懲戒那些誣陷做好事的被救助人，來改善人人怕做好事的社會之風。但你不要指望法律萬能，社會風氣的改善在于點滴之間，在于權(quán)力向善，在于每一個公民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