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反腐，但輿論場上也有一些反腐雜音，其中就包括“適度容忍腐敗”論。

事實證明，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適度容忍腐敗”在中國都沒有市場。

近兩年，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反腐，無論大老虎、小老虎、病老虎、下山虎，還是阻礙改革的攔路虎，都在萬眾矚目中被揪出。對此，百姓拍手稱快，主流媒體紛紛點贊。但輿論場上也有一些反腐雜音，其中就包括“適度容忍腐敗”論。

典型例子是，有人寫文章稱，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很多西方國家的腐敗都比中國嚴重得多，中國民間“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國無法在現(xiàn)階段徹底壓制腐敗的現(xiàn)實性和客觀性”。這篇主張“適度容忍腐敗”的文章，遭到輿論痛批，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對腐敗的態(tài)度。

近來，社會上又衍生出了一些主張“適度容忍腐敗”的新論調(diào)。諸如“大赦論”、“劃線論”、“適可而止論”，還有反腐“影響經(jīng)濟論”、“官員無心干活論”等，雖然花樣有所翻新，但主旨基本不變。支撐這種“適度容忍腐敗”論調(diào)的理論依據(jù)，除了所謂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的“隱秘途徑”和“非正式價格體系”等說辭外，最具迷惑性的就是那篇飽受爭議的文章中提到的“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的觀點。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幾個月前找到了一個“有力論據(jù)”。今年5月，亞洲通訊社的報道稱，日本東京地鐵公司的鐵道本部擔當部長，被控在5年間貪污公款約5萬日元（約合3000元人民幣）。再小的腐敗也是腐敗，這個案例似乎印證了“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零容忍不等于零腐敗”的“鐵律”。

但是，以此為由在工具意義上否定“零容忍”，是故意漠視“零容忍”的價值意義。東京地鐵公司的案例表明，在嚴密法律、制度約束下，雖不能完全杜絕腐敗，但腐敗只能是例外而不是“規(guī)則”。

美國學者邁克爾·約翰斯頓所著的《腐敗癥候群：財富、權力和民主》一書，曾將世界上的腐敗癥候群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日本和美國、德國一樣屬于權勢市場型，意大利、韓國等屬于精英卡特爾式，墨西哥、菲律賓和俄羅斯屬于寡頭與幫派式，印尼、肯尼亞等則屬于官僚權貴式。官僚權貴式腐敗癥候群，符合奧爾森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所描述的“流寇”特征，即通常表現(xiàn)為權力巧取豪奪。

盡管當前中國的一些腐敗現(xiàn)象，在數(shù)額和規(guī)模等級上也符合“官僚權貴癥候群”的某些特征，但充其量只是一種“混合型”癥候群——既有官僚權貴的成分，又存在其他利益集團的“競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受到中國反腐決心與意志的強有力約束。

事實證明，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適度容忍腐敗”在中國都沒有市場。前文中提到的那篇“著名”評論遭到公共輿論的廣泛批評和強烈阻擊，就是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