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行為將文學進一步推向市場，用娛樂化打扮文學，甚至紛紛搶占高地，發(fā)行量、收入、出書速度等，都是許多著名的體制內作家所不能企及。他們身上體現(xiàn)了幾點：商業(yè)化——在市場上翩翩起舞；膚淺化——娛樂至死。而號稱堅持純文學寫作等類型的作家，更由于某種自戀式的堅持，把作品當作囈語的后花園，不接地氣。這些嚴重時代滯后感，不僅消解了體制內的作家合法性，更日漸讓文學失去幾代人的“感冒”，70后的一部分，80后的大部分，90后的幾乎全部分。
但是，不幸的是，娛樂化的文學市場里，這部分人卻是消費主力。他們用口袋的零花錢說話，裝幀精美，價格昂貴，但依然不能阻止巨大的發(fā)行量。因此，在2009年，《人民文學》在具有紀念意義的第600期，推出80后作者組成的新銳專號（青年作家專號），選載了郭敬明的《小時代2.0之虛銅時代》。同樣，2010年《收獲》雜志也開始學習這個招數(shù)了，在其長篇小說增刊春夏卷刊登郭敬明的長篇小說《爵跡》。
所以，同樣作為知名度極高的體制內文學刊物，《延河》其實和《人民文學》、《收獲》都是一個思路，它們這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就是借用了郭敬明、鳳姐的娛樂市場影響力，低下了文學意味上的昂貴的頭，向消費號召力強的小朋友們“委身”了，用娛樂化的藝術行為打扮文學，走向娛樂時代文學與娛樂的媾和的親密之旅，然后試圖進行一次咸魚翻身。當然，對于這樣的嘗試，筆者是報以褒獎的態(tài)度的，因為在死路一條與走向市場即可重生的二者之間孰優(yōu)孰劣，是有正常價值觀的人都可一目了然的。然后，我們還希望這能夠讓更多的作家走入活生生的當下現(xiàn)實，用心去感受這個激動人心同時匪夷所思的年代，按照的是文化價值規(guī)律和公眾（文化消費者）需求來引導的。而這，或許是一場文化的庶民的勝利吧。(張?zhí)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