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先生將中國兩千年歷史描繪成“有時很混亂，有時很清明；有時很殘酷，有時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轉眼間他們又毫無尊嚴可言”。他所說的“很混亂”、“很殘酷”的時代，大概是魯迅所說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他說的“很清明”、“很理性”的時代，大概就是魯迅所說的“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但無論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還是“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都是維護或者爭奪專制權力的時代。能像秋風先生那樣說“這個族群只能過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過有尊嚴和自由的生活”嗎？

在孔夫子以及儒家思想中，確實有不少思想資源至今依然鮮活，值得借鑒吸取——這是歷代帝王以及官僚政客（也不排斥所謂的“士大夫”）只想用來撐門面而未必就想真正實行的——卻也有不少糟粕早就應該拋棄。甲午中日戰(zhàn)爭期間，嚴復在天津《直報》連續(xù)發(fā)表政論，將中西文化作過一番比較。其中《論事變之亟》一文說：“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請問，中國與西方不同的這幾條，哪一條不是儒家的主張？包括孔夫子在內的歷代儒家確實希望能夠出現或造就一個好皇帝，難道這就是秋風先生的“憲政主義”理想嗎？

然而，秋風先生卻說，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