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北京體育大學在讀碩士生盧迪發(fā)現(xiàn)一篇署名洛陽某高校體育部張麗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襲自己的論文，95%以上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2011年初，盧迪起訴張麗，索賠10萬元。近日，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張麗抄襲，要求其停止侵害行為，并賠償原告損失1000元。（3月27日《大河報》）

堂堂一個大學教授，居然恬不知恥去抄襲本科生的論文。當人們正在對這樣一件令輿論嘩然的丑聞感嘆時，法院的判決進一步增添了爭議，有網友調侃說：“1000元的罰款說明了著作權在我國的地位也就約等于200根蔥?！?/p>

顯而易見，“張麗教授抄襲大學生論文”一案之所以備受關注，除了被告的教授身份和原告的學生身份外，原告索賠10萬元卻被判賠1000元，也是個重要原因。面對法院“賠償原告損失1000元”的判決，不知道盧迪是否已經灰心喪氣：作為一名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且不說當年做實驗、寫論文花費了多少心血投入了多少資金，也不說這1年多來打官司耗費了多少時間與精力，就說說從起訴到開庭，光是在北京與洛陽兩地往返的路費，恐怕都不止1000元吧？

有人說，近年來教育界學術界之所以抄襲成風、丑聞不斷，根源就是相關部門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盧迪的遭遇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作為一個誠實、認真的研究者，她的科研成果輕而易舉就被對方“不勞而獲”。當她不辭辛勞拿起法律武器奔波了1年多后，法院對抄襲者的懲罰又幾乎是“輕描淡寫”的——那筆罰款也就只夠買200根蔥嘛！

毫無疑問，這樣的判決結果不但會影響研究者投入研究的激情，也會讓研究者對“用法律維權”感到沮喪，而且還會縱容抄襲者繼續(xù)肆無忌憚地抄襲。因為相對于1000元的“違法成本”來說，抄襲帶給他們的榮譽和收益，遠非千元可以衡量。

而正是由于抄襲者“違法成本”太低，研究者“維權成本”太高，抄襲才像瘟疫一樣在當今的教育界和學術界泛濫。而倘若張麗教授抄襲的不是一名學生而是一名同行或學者，這件事還不見得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張麗教授甚至不會被起訴，并且連1000元的罰款也不會出。這，就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所面臨的尷尬現(xiàn)狀。

教授抄襲，罰蔥200根。當這個看似可笑的問題擺在我面前時，我卻一點也笑不出來。相信每一個尊重他人勞動成果、并渴望自己勞動成果被他人尊重的人，也都會感到憤憤不平。不客氣地說，抄襲和盜竊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在面對盜竊他人智力勞動成果的“小偷”時，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執(zhí)法者就不能再嚴厲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