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陜西彬縣女子房云云舉報稱自己作案8起，卻只被追究6起，沒有被追究的那兩起案子是偷了合肥的兩名官員，涉案財物200多萬。對此，合肥警方解釋稱，那兩起案子沒有提及，是因為他們是團伙作案，警方正在追逃相關成員。警方介紹說，該團伙以林某某為首并在幕后操控，由唐燕平提供開鎖技術，懷孕的房云云和產后不久的唐某燕實施盜竊。（8月6日《華商報》）

從房云云到唐某燕，對于她們的盜竊行為盡管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她們卻以“專門偷官員”“已經向中紀委舉報”為理由博得公眾的眼球。其實，也的確如此，從中央八項規(guī)定至今，紛紛落馬的官員無不是讓我們覺得歡呼雀躍。而她們這樣的行為，以盜竊的名義客觀上獲得了反腐的效果，因為已經有兩位官員在她們因為偷竊舉報之后落馬。但是，對于這樣的“小偷反腐”行為，我們也不能一味點贊。因為盜竊畢竟是違法的行為，無論其客觀上的結果如何，導致了反腐的效果還是別的，都不能改變其盜竊違法的性質，更不能因為客觀上的反腐就披上了正義的外衣。

反腐的手段有很多，法律手段有之，紀委監(jiān)督有之，群眾監(jiān)督有之。而“小偷反腐”這樣的形式本身也就是一個畸形的群眾監(jiān)督形式。從表面上看，小偷通過盜竊官員辦公室或家中的財務，并向中紀委舉報，這好像是一種反腐的形式。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以違法為前提。不過，有的人可能會質疑：既然手段違反，難道就不能起到對官員監(jiān)督的效果了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對于官員的權力監(jiān)督，我們理應保證合法的手段，因為這就是法律的底線所在。如果監(jiān)督官員的時候，我們可以肆無忌憚采取違法手段，可以想象，我們每個公民的權利也將遭殃，因為官員并非只是官員身份，他們也有著普通公民的權利。

更需要看到的是，在這些“小偷反腐”的例子中，大多數(shù)的形式都是動用了懷孕或者哺乳期的女性進行。之所以這樣做，她們分明是懂得法律的界線，對懷孕和哺乳期的婦女可以有寬大處理的條例，而這就是鉆法律的空子。而從主觀意愿上，她們也不是為了反腐，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即仍舊是盜竊行為。所以，如果我們對這樣的行為僅僅采取“點贊”的態(tài)度，可以想象社會上將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盜竊的隊伍中來，而他們打著的幌子就是“反腐”，實際上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

俠盜羅賓漢、梁山好漢，這些都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是，他們的形象與“小偷反腐”格格不入。盡管，從表面上看，他們盜竊官員家中的財務客觀上是起到了反腐的作用，但是這樣的前提已經建立在違法的基礎之上。按照法治國家的基本法則，凡事都需要以法律的邊界為底線，一切逾越法律邊界的行為都必須受到約束。對“小偷反腐”的行為來說，她們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這就是盜竊行為；至于起到的反腐客觀作用，應該反思的是反腐制度本身的約束機制。